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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我们靠“礼”
来约束。
人们不能仅用法律、规则判定一个人的行为到底合理不合理，有的事情，要看在心上是否过得去，是否符合道义。
《白鹿原》中，就反映出了中国的变化。
在白嘉轩的时代，出了问题，大家就会有个公论，人的行为要由整个宗族进行判定，做错事的人后脊梁骨冷飕飕的，觉得自己在村里再也无法待下去了。
这是宗族礼法给人带来的约束。
与之相反的是，用德行、礼仪去引导百姓。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孔子认为是“有耻且格”
：老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还能够守规矩。
“格”
可以理解为守规矩，讲品格。
孔夫子的理想，是每个人拥有真正美好的品格。
关于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在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矩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那么，是否应该多讲法律，少讲道德？
在论证之前，其实有个前提，也就是社会背景如何，是国泰民安，还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处于乱世，价值观会更加遵从原始的生存本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多吃多占，来满足膨胀的私欲，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道德是弱约束，是倡导人们要去做的事。
法律才是强约束，强调的是人必须去做的事。
胡适先生提出的，是在乱世中法律的重要性。
在人们生活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去做事，这是空谈，是不现实的。
孔夫子的理想是天下大同，当社会已经规范时，人们在社会安定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拥有美好的品质和德行。
再看看当下的社会。
比起美国，中国的犯罪率已经非常低了。
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组数据：在美国的监狱里，关了全世界约25%的犯人，而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5%。
过去30年，美国人口增长不到30%，监狱人口增长却达到了800%。
美国吃牢饭的人超过220万。
美国是一个靠法律说话的国家，触犯各种法条都有可能被抓进监狱。
就是这种完全用法律说话的制度，却导致了“民免而无耻”
。
我们不必拿孔子的理论跟胡适先生去辩论，这是不同环境之下的不同执政理想，是两种不同的治国境界。
孔夫子的理想是，当国家制度已经相对规范，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时，则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让老百姓有更高的追求，在精神和道德上进行修炼。
比如，“樊登读书”
的使命，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当下，我们一起来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实现慎终而追远，民德归厚，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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