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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奥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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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尔晚年的艺术境界
（一）
作为巴赫的另一层面，亨德尔不能自己关在阁楼里面，通过康塔塔和弥撒单独与抽象的上帝说话，他的世界就是脚下这片人气浮华的土地。
现实生活的拼搏把他的声音磨得光彩夺目。
无论绝望的苦痛还是凯旋的辉煌，一概带有史诗的慷慨激昂。
和当时启蒙运动影响之下的英国人一样，亨德尔具有信仰的自负，坚信上帝站在他的一边，自己就是在职的天兵天将。
不了解巴赫的宗教音乐，也许还有可能窥视巴赫精神的一个侧面，可是，不了解亨德尔的戏剧音乐，就根本无法接近亨德尔音乐艺术的精髓。
亨德尔的音乐不求新颖的音乐形式，就像后来莫扎特，都是自己有话，迫不及待要说出来。
亨德尔信手拈来，汲取现成的音乐语言为己所用，他抄袭他人，也模仿自己。
亨德尔是都市音乐社会的宠儿，所以也被残酷的现实牵着鼻子走。
然而，亨德尔是个能力非凡的弄潮好手，天才的内在基因不屈不挠，无论天时地利人和，还是天涯绝路无去处，顺境逆流一锅粥，最终似乎神推鬼助，逼着亨德尔练就他那独特的声音和无可比拟的音乐艺术。
如说生不逢时，倒运的亨德尔正好够格。
意大利音乐的荣光赶上一条尾巴，还让声名显赫的意大利歌手牵着鼻子。
但是要说时来运转，固执的亨德尔热衷戏剧舞台，倒也真是一个逆向而行、歪打正着的大师。
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亨德尔，很难用巴洛克这个定义来限制。
亨德尔的音乐语言是个复杂的综合，它具有吕利（Lully）[1]庄严肃穆的悲哀和高贵矜持的舞蹈性格，也有英国朴实的地方圣歌和教堂合唱的传统。
亨德尔携带孤独而又纯朴温暖的图林根-日耳曼（Thuringia-German）[2]灵魂，沉浸在层次繁复的意大利复调音乐之中，从而酝酿一腔充满张力的口音；透过普赛尔（Purcell）[3]特有的戏剧语言和音乐趣味，脱颖出来简练而又透彻的质地，而所有一切，全都笼罩一层铮亮的意大利光泽。
亨德尔的能力惊人，在包容多种因素的同时，又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语言风格。
作为德国人的亨德尔固执于意大利仪表，来到英国是因为当时的上层社会对意大利音乐的偏好。
他一生的奋斗改变了英国的音乐，也改变了他所带来的意大利腔调。
他迎合英国理念主义和新教的道德时尚，也赋予它嘹亮的嗓音歌喉。
在传统西方文化中，亨德尔大概算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分化和演变之中。
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独权和频繁的战事，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从贵族专权的内部滋长繁衍，金钱的能量犹如腐蚀的解药，使得社会每个角落都在孵化不期的变化。
与此同时，艺术渐渐从贵族的大堂流到街角的市民厨房。
中产阶级要求他们自己的艺术趣味。
启蒙运动刮着一阵明智清新、理念直接的劲风，它给陈旧的伦敦街头带来全新的空气，以新兴阶级的稚气和无畏精神冲锋陷阵，把自己看成银色时代，又一个文艺复兴的主人。
英国教会对于这种生气勃勃的理念主义和直接进取的社会心态大力支持，从而把它转变成为实际有用的人道主义和爱国自信。
就像《旧约》里面上帝的选民，政教又一次联姻，把英国人团结在国家和教会的统一旗帜之内。
早年宗教改革的激烈姿态，以《旧约》严厉的上帝和军人政治为楷模，英国清教徒的刻苦精神为宗教的自信点燃，英勇无畏的勇气为军事力量鼓舞，整个国家在古代以色列的伟人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自然而然把宗教和政治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
1745年的内乱和战争，激励尚武好斗的爱国主义和绝对精神。
英国人把古代领袖摩西（Moses）[4]以及军事首领犹大·马加比（JudasMaccabaeus）[5]的困境和辉煌业绩，与自己的国难紧密相连。
清唱剧《犹大·马加比》（JudasMaccabaeus）似乎是为庆祝1749年坎伯兰（d）公爵对苏格兰的胜利而写，尽管艺术平平，却不乏一篇杰出的政治宣言，从而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因为那是英国人自己的磨难和胜利。
他们把Solomon[6]简单明了的智慧，看作自己力量的源泉。
清教徒的理念黑白分明，自然不能忍受提奥多拉这样晦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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