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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传统歌剧的新颖制作还是参与当代戏剧和歌剧的编导,赛拉斯的艺术注重图像符号(iography)、错位(displat)和解构(destru)。
赛拉斯编导《朱利奥·恺撒》的三个主要特点:
一、现代化、世俗化、图像符号化
赛拉斯把这个公元前发生在埃及的故事放在今天美国插手中东事务的背景之上。
尽管歌剧中的人物姓氏不变,但是每个人物都被现代角色所替换。
恺撒是一个遇事不知所措、傲慢而又没有教养的美国总统。
原来古罗马议民官库里欧(Curio)被一个冷峻严肃、永远戴有一副假面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所代替。
庞培的遗孀科涅莉亚是个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主妇。
这位肥胖而又毫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在剧中是个主要的悲剧人物,可她衣着拘谨滑稽,常常令人忍俊不禁。
她的儿子塞斯托,是个疾恶如仇、充满复仇心理的愤青。
因为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高音角色,所以赛拉斯给她一副愤愤不平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形象。
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和她的哥哥埃及国王托勒密的性格和形象被大肆渲染,在亨德尔的歌剧中,克里奥佩特拉是一个性格特别复杂的人物,赛拉斯在这里把克里奥佩特拉易变的性格极端化。
随着剧情发展,这位**轻浮的女人在剧中逐渐转化成为一个悲剧角色。
但是获得王冠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副得意扬扬的丑态。
克里奥佩特拉夸张的动作和神态,庸俗不堪的形象和金银闪烁的服装,让人想起街角令人窒息的夜总会场面。
托勒密又是一绝,他时而是纽约东村失落的一代,时而又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
身着军服的阿其拉,则是一个十足雇佣兵和走狗的形象。
赛拉斯的《朱利奥·恺撒》是漫画式的夸张和挖苦的闹剧,明显带有纽约艺术界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不满和刻意嘲讽。
整部歌剧从头至尾,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都来自现代日常生活。
赛拉斯精心策划了每一个演员具体的动作、道具和背景,处处都和传统解释背道而驰。
赛拉斯把夸张甚至歪曲的象征意义和模式,转而成为一系列奇特古怪的舞台道具和场景。
剧中抽象的图像符号毫不相干地交错重叠:被复仇心激怒的塞斯托头上扎着日本敢死队标记的布条;为自己争夺王冠打气,克里奥佩特拉手中的道具是充气的塑料动物玩具,随后又变成性欲工具;托勒密被杀的鲜血,当着观众用红色颜料浇染上去。
这种图像符号和图像含义的错位比比皆是,效果奇特的同时,偶尔令人目不暇接,多少松懈了整部歌剧的凝聚力。
二、夸张戏剧的内在潜力
因为亨德尔和莫扎特歌剧中的戏剧潜力,赛拉斯对他们的戏剧音乐情有独钟。
亨德尔和莫扎特的戏剧音乐在人文深度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造诣,这给赛拉斯提供了挖掘和发挥的可能。
亨德尔处理剧中人物,往往带有现代角度。
在这一点上,莫扎特的歌剧观念显然受到亨德尔的影响。
亨德尔的人物具有多面性。
在歌剧《朱利奥·恺撒》中,阿其拉是一个次要的反面角色。
从提庞培首级上场之始到反叛其主子托勒密之终,阿其拉是个反复无常、寡廉鲜耻的小人。
可是,最终却是他这样一个次要人物,用自己的生命扭转了整个故事的结局。
围绕这个背景人物,戏剧铺开最富人性的一面,他最终的死将永远是个谜。
脚本里面,垂死的阿其拉只有几句简短的台词,可赛拉斯却在他的身上大下功夫。
赛拉斯强调恺撒和塞斯托获得阿其拉交给他们统军信印之后的狂喜,一边伏在阿其拉尸体上面悲伤的却是另一个更为次要的人物尼莱诺(Nireno)——克里奥佩特拉和托勒密的内宫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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