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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古尔德的人攻击他缺乏自然，支持古尔德的群体则以他传神的钢琴技术予以反击。
公众乐于消费古尔德的怪癖，最好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电影《古尔德的32个变奏》（32Variations–GlennGould）。
大众噪音之下，很少有人注意所有这些“怪癖”
其实都是名人光环的角落，古尔德灵敏艺术气质和奇特个性所付的“代价”
。
这是物质的人生，在非常状态之下，本能趋向另一极端以求平衡。
古尔德追求形式上的纯粹，在音乐上追求个别情绪的超凡脱俗。
他创造了一个客观的，同时又被主观情绪激发的魔圈，就像巴赫，古尔德的世界是个卓绝的悖论：一边是个性强烈的磁场，另一边又是排斥人性的离异，超越的客体和绝对理念的完美无瑕。
古尔德的音乐表面具有一种钢铁般的冷峻和距离，这使他的欢乐也笼罩着一层通透的宁静。
古尔德满怀**地自我克制，力求通过静观旁视，创造一个超然的无限空间。
他的音乐充满奇特的魅力，犹如凝聚在寂静之中的动态，携带一种欣喜，一种非人间的感动，英语里面，好像就在bliss和ecstasy之间。
古尔德分析巴赫赋格的时候，着重赋格形式内在的客观逻辑，赋格的自我产生和自我完成的独特模进过程。
他说：“赋格艺术是个关于过程的过程，它的中心就是在于过程。
赋格不被暂时的偏好所**，也不被一个异常的念头所分心。”
[4]古尔德热情追求艺术脱离人类焦虑和自我束缚的无常境界，断然否定个别情绪强加给艺术的扭曲因素。
他对贝多芬“悲怆（Pathetique）”
和“槌子键琴（Hammerklavier）”
钢琴奏鸣曲的批评以及对于莫扎特史无前例的看法都是来自一个最为基本的准则：超越自我的本体。
古尔德在赋格艺术中找到他所追求的完美形式和客体的精神境界。
在他看来，通过赋格艺术，音乐体现了我们人性内涵的整体。
这种把艺术内容和形式归一的艺术观念，与英国文艺批评家贝尔（CliveBell）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是异曲同工的奇思异想。
古尔德在艺术境界上追求绝对精神，在艺术的制作上精益求精。
他不是一个“反叛者”
，而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其结果却比一般意义的“反叛”
更具挑战性质。
古尔德一直试图控制他的艺术和生活，甚至他的死亡。
他与佩基（TimPage）和蒙苏西安（BrunoMunsoingeou）[5]的大量采访，都由古尔德本人事先写下具体的对话内容。
佩基和蒙苏西安都承认自己在访谈中有充当演员的感觉。
这种过分的控制确实有其不可思议的负面，但古尔德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已。
如果把古尔德放在现代主义思潮的背景上面，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主观意志追求完美的苛刻，也是古尔德对他自己无情的挑战。
在这场搏斗之中，古尔德把自我推到一个绝境，他毫无掩饰地、开诚布公地把**裸的自我置于审判台上。
我们中国文化讲究进退有度，不偏不倚，古尔德是我们中庸文化决然相反的极端，像他这样易折的利器显然是个忌讳——包括我这种说法。
古尔德也是我们今天装备精良却又不知所措，虎皮大衣下面的懦夫小人和“后现代主义”
的异端。
东方的贤人哲理和今天时髦的折中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面，避免流露人的脆弱的个性，逃避作恶人和被折损的可能，带着明哲保身的窃窃私笑，让人怀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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