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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对我来说不仅是个工具，更是生生息息的人文态度。
我玩文字有时走火入魔，所以最终还是需要拙朴的心态垫底。
如果我的文字让人感觉不通，那一定不是编辑的过错，而是我的固执。
如果我的游戏过火，歧路亡羊的后果，以后一定让我有所付出。
我感激中国标准文化还能给我机会犯错，也感激读者让我胡说八道，但愿我这错落不整，多少可以衬托丛书里的朋友，做正统文字文化的装饰边角。
（二）
我一直以为，语言不是仅仅一个交流工具，更是一个文化的结构和信息环境。
记得钱钟书先生好像说过：翻译之中首先失去的就是语言的诗意。
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敢随便去碰翻译。
因为我的语言环境，很多音乐和艺术上的文字不知如何翻译，除朋友帮助之外，不免有胡编乱猜的可能，其中错误自然不可避免。
这里特别要谈到外文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问题。
原先希望书中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个别不易翻译的文字一概保留原文[2]。
文章不管长短，第一次出现外文人名，一概都用原文另加中文翻译。
我觉得这样比较干净，也给读者一个直接的环境接触文章所谈的内容。
但是最后定稿的时候，我尊重编辑的意见，折中一下，第一次外文名字出现时用原文注出，其他还是留用中文翻译。
我个人以为外文人名的翻译应该是辅助读音，而不是创造诗意幻觉和额外发挥。
不说统一外文名字的翻译是个问题，不常用的名字更是云里雾里不知谁属。
自己做学生和后来国外生活的经验告我，人名和专用名词，在翻译过程中的混淆不清，是场完全不必要的苦头。
当年国内死记硬背意味无穷的翻译名字，来到国外，以为在中文的翻译上面略加洋腔就可对付，谁知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所有国内学的外文翻译，后来我都一一重新学习纠正。
类似“叔本华”
（Shauer）的名字，我真有一番“哑巴黄连”
的经历。
可以理解，直接纳入外来怪物不是我们的文化习惯，几千年来，东边滔滔的海域和西边沙漠高原之不及的自然地理，养成我们“中原文化”
的民族性格。
自然的屏障转而成为一种文化性格和寓意，我们和外来文化交流，中介媒体必不可少。
（说得好听是“消化”
，说得不好听是拒绝直接交流）所有外来他物，必得假借大汉民族的面目过滤，只有面对中国模样的外国影子，交流才有可能。
渐渐地，颇有中国韵味的外舶洋货自成一体，让人感觉舒适惬意的同时，也就多少间隔一层薄膜。
尽管我对中国文化在消化外来语时的创意五体投地，这误解的创意[3]也是我所关心的艺术问题，但那是创作不是交流。
我想，面对今天多维层次对话交流的社会现实和未来世界文化的趋势，把自己关在自我封闭的中文世界，对着中文体系的非汉语文化自说自话的现象，几乎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在国外逼着人家叫我中文名字，一回生，两回熟。
开头窘得令人难堪，天长日久，有人居然说得可以乱真。
我在纽约教书多年，每个学期送来的学生名册，能够顺口叫出的名字越来越少，很多名字带有除了西方以外异国他乡的特色。
我们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将来面对的“老外”
，不只是西方人而已，那时连现在偶尔可用的“洋腔”
亦混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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