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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巴赫的音乐和色彩联在一起，那是狂妄的臆想症。
更过分的是，我真在巴赫的音乐里面听到凡·高黄绿蓝之间微妙的色彩渐变，以及排列有序而又奇思异想的层次。
多年以后，我在纽约读到有关卡萨尔斯的大师课，他对听众大叫：“色彩！
色彩！
巴赫是个伟大的色彩家。
他喜爱色彩，从他WTC第一个前奏曲开始……”
[1]
做学生的我在乐谱上面图画形状，当时自己以为斗胆包天，实际半点创意亦无。
后来读到克利的《教学速写》（PedagogicalSketchbook），又看到尤妮丝·诺顿（Euon）关于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Sabel）钢琴教学的大师课[2]，克利用点线面图解音乐，施纳贝尔强调音乐中的抽象形体，认为美化音乐的夸张和感情的做作，首先毁掉的就是音乐中的形体，没有形体的音响不是音乐。
以前给《爱乐》写文章时，曾经答应雪枫一篇有关音乐抽象视觉图像的文章。
那时我还是主要依靠被动的听，所以富特文格勒（Furtw?ngler）的版本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试图以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为本，富特文格勒的诠释为辅，图画一组“音响建构”
的草图。
结果这事没做成。
以后朋友送我一本海因里希·申克（Heinriker）的《音乐分析五首图解》（FiveGraphialyses），尽管是和声结构的示意图例，和我没有太大关系，但从视觉角度看来，却是觉得非常面熟。
关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关系，我在2000年4月11日的笔记中提到：
在我看来，音乐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关系有两层。
形式上的类比是一层，即视觉的抽象形体之于音响的线条和织体，绘画色彩之于和声和调性，这是数的比例和关系。
任何一个对音乐和绘画语言有所体验的人都能感觉两者之间的联系。
克利和康定斯基做的就是这回事。
第二层关系比较抽象，接触的层面也更为广泛。
很多年来，我一直发现任何时代的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在形式上有着类似相关的共性。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共性往往与当时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甚至文化环境和时尚风气，在抽象的形态上面有着相当的关联。
这里所指的不是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文化艺术影响的泛泛而谈，而是纯粹形式结构方面的类比。
当年大学毕业论文，就是探讨泛希腊（Hellenistic）时期，社会结构与艺术和戏剧之间的形式关系。
很多年来，对这种间接形式关系的思考直接影响我的作品，不管我用什么媒体，或多或少都与这个想法有关。
一次我和燕迪谈起这个想法，他突然说，那不是诠释学（Hermeics）吗？我以前可真不知这个单词。
燕迪说我什么都是自己稀里糊涂撞上的，真的没错。
我生来最怕别人告诉我什么必读、什么必看。
我自认是个未来的土包子，有便利不用，自愿孤闻寡陋，且又保持道路畅通。
我把这种心态叫作业余的旁观、有意识的原始状态。
我在音乐里做艺术，在艺术里玩音乐，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种旁敲侧击的新鲜。
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是我终身搞不清楚的情结。
我在视觉空间里面感觉时辰变迁，在时间动态之中看到具体形体魔变。
无论音乐还是艺术，我是错上加错，最终，在错差的夹层之间，看到那么一点不尽的相同，得到半点似是而非的领悟。
[1]“Color!Color!Bachwasthegreatestcolorist.HelinningwiththefirstpreludeoftheWell-TemperedClavier...”
[2]TheTeagofArturSabel-Euon，1987UyofPittsburgh，Departmentof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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