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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标志着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正式执行。
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重组，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规模效益，从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10多年来，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陆续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展开，政策实施期间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各地重新审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并叫停盲目撤并农村学校，严格规范撤并程序和行为。
学校布局调整从经济学角度可解释为与学校地理空间变动相关联的教育资源配置过程，其不仅涉及学校地理空间的变动，更影响教育设施设备、生源、师资、经费等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
学校布局调整是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一项重要政策。
但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判断还需要参照一些实证研究，并不是布局结构调整和学龄人口集中都会带来经费使用效率的提高。
一些学者对某省布局结构调整效率的研究表明，某些年份的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是DEA有效的，但2008年以后，这种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普通初中也呈现同样的结果，2002—2008年，撤并和调整了一些趋于萎缩的教学点和规模小、办学条件差的中小学校，集中力量改善了一批乡镇中心学校的办学条件，使义务教育资源的配置得到了优化，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但2008年后，学校布局动机逐渐复杂化，以集中办学带动人口向城镇集中、提升城镇化水平成为重要的动机。
[3]一些地方没有充分考虑当地人口特征、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和社会认同等多重因素，盲目追求规模效益，不切实际地撤并学校，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了资源管理决策的偏失，造成部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浪费和闲置，降低了教育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学校布局调整的实际政策效率未能随时间呈单调递增趋势。
（二）义务教育“两基达标”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教育资源在不同层次教育中的配置结构不合理，尤其在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矛盾突出，影响我国整体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因此，自1998年以来，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教育资源投入总量，也调整了资源配置结构，并动用相当一部分财力用于解决基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紧迫问题。
尤其是200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项基本目标（简称“两基目标”
）。
全国县市“两基达标”
，使基础教育中的突出矛盾得到初步缓解，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
以上这些政策对调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和效率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对现实中的义务教育资源效率是否如期实现了实际增长，我们还需要从一些实证研究中寻找答案。
贾婷月（2017）[4]利用DEA-CCR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基础教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基础教育全要素生产率（TFP）从2004年至2012年平均降低了3.5%，且技术变化指数（TC）小于1，表明存在“技术退步”
。
李刚等（2016）[5]利用DEA-Tobit模型计算表明，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总体技术效率值从2012年的0.893增长到2014年的0.901，增长率为0.90%，平均纯技术效率从2012年的0.946下降到2013年的0.939，再下降到2014年的0.931，而总体规模效率则呈递增趋势，从2012年的0.859增加至2014年的0.874，增长率为1.74%。
可见，我国义务教育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从2000年年初至2012年呈下降趋势，2012年之后有明显的增长势头，这可能是由于2012年4%教育经费达标为义务教育提供了较大财政支持。
但在城乡与区域间，这种趋势的变化更为复杂。
张亚丽等（2016）[6]通过研究表明，城乡学校的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城市学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普遍高于农村学校。
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并非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要素。
2005—2008年，浙江省效率为全国最低，北京、天津、上海三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于全国效率值。
2006—2009年，中等发达或者发达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
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市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黑龙江省效率低，而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和贵州五省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则处于最佳状态。
可见，地区经济实力不能决定该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带来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四、学前教育阶段财政性教育支出
目前学前教育阶段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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