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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08年的26年间，该比例只上升了5个百分点，而2008—2016年的8年间，该比例上升了11个百分点（见图1-11）。
图1-111982—2016年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例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用劳动力队伍中接受过第三级教育者所占比例来标识OECD国家的创新能力，可以看出，OECD国家劳动力队伍中接受过第三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远远高于中国。
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第三级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这个结论可以从分年龄段数据中得出。
目前，中国25～34岁人口接受第三级教育的比例非常接近OECD国家，中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3.3年，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人人口中受过第三级教育的比例平均为30%，这些国家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经历了第三级教育的扩张（见图1-12）。
相对而言，韩国、日本、爱尔兰等国家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例差距较大，说明这些国家的第三级教育扩张速度较快（见表1-4）。
图1-122016年部分国家25～64岁人口中接受过第三级教育的比例
注：图中部分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不是OECD成员国，只处于观察国地位，但它们为指标分析提供了独特的参照，因此，也一并提供这些国家的数据，特此说明。
表1-42016年部分OECD国家接受过第三级教育的年龄分布（%）
是什么因素推动第三级教育的迅速发展？是产业发展的需要吗？从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第三级教育机会的扩展动力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在后工业化时代，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依赖知识和创新的领域，第三级教育的经济价值为个人的教育决策提供了经济激励；二是高中教育机会的扩展会产生后续效应，即扩大对更高级教育的需求，这时，第三级教育的群体分割效应更加显著。
对第三级教育的需求，是来自经济因素还是非经济因素？经济学的解释往往关注第三级教育的经济收益，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就已经超过普通白领，社会学的解释是社会地位或者文化传统，当第三级教育的经济收益不显著时，人们之所以选择接受第三级教育，是基于社会阶层的考虑或者文化符号。
然而，当这些结论放置在更长的时间里的技术进步或者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时，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收益仍然是最主要的激励，第三级教育者所具有的能力，能够帮助他们不断适应变化的劳动世界。
三、超越“追赶”
战略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
在扩张阶段，教育发展指标的关注点主要是行业本身的变动，例如，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增长，增长率的变动，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增长率的地区分布、阶层分布。
实际上，地区和阶层分布已经超越了教育行业本身，开始将教育成就指标加入了经济和社会背景变量。
比较中国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
这个指标上的表现，除了看到中国40年来在人力资本上的高速积累外，还可以从指标的定义和结构上，看出政策内涵和关注点的差异。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茨·凯兹在其著作《教育和技术的竞争》中，不仅利用总量分析，说明了美国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
这一国家财富的匹配过程，说明了人力资本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机制，还将教育的进步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分析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其在地区、人群中的分布带来的影响。
他们用历史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陷入停滞之前，教育并没有带来阶层间收入不平等，但是，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教育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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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队伍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11年，意味着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已经成为劳动者的“标配”
，当我们为此目标感到兴奋时，国际公共政策研究却超越“赶超”
，研究被高中教育普及“排斥”
在外的人。
OECD统计数据显示，即使在OECD国家，也仍然有不到20%的25～34岁的年轻人，其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下，如图1-13所示。
在这样一个教育成为必需品的时代，低于高中以下的教育准备，将使这些年轻人持续遭受劳动力市场的排斥。
图1-132005年、2015年部分OECD国家25～34岁年龄组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所占比例
在近代，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人类福祉的巨大改进。
作为技术进步的发源地，世界上20个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树立了技术进步与人类福祉共同进步的“典范”
，也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不断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去“追赶”
的发展战略。
在发展中国家的“追赶”
战略中，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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