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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扩招、大学升格，大学竞争加剧，以及我国大学中官本位管理模式的根深蒂固，大学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了提升大学外在指标的手段，以至于大学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价值被极大地强化。
今天，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被极大地抬高，但学术研究地位的上升带来的并不是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步上升。
大学教师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远甚于对教育教学的重视，热衷培育新人——特别是在本科教学过程中，早已不再成为大学教授的佳话。
与此同时，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与课题、奖励挂钩，成为学术体制化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指向教学的需要。
大学学术研究已逐渐偏离育人这一根本性目标，而将之降格为辅助性目标。
当学术研究成为达成外在性指标的工具时，大学的学术就成了典型的“为人”
之学，为的是统计表上所代表的项目、工程数字，而不再眷顾大学学术本身的内在要义。
不仅如此，以项目、工程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式的学术体制，直接造成大学学术研究的媚时取向，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成了一种规定性的任务。
在学术研究之前就基本预设了学术研究的结论，导致大学学术研究在结果上的封闭性，学术研究过程不再是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大学学术研究成了简单印证的过程。
大学校园里也越来越缺少了真正的学术争鸣，学术研究更多地成了教师个人性的事务。
这意味着为大学学术研究所开启的公共精神空间的萎缩，大学学术研究难以显现出无条件地追求真理的大学品质，急功近利的研究过程失去了引领或者昭示年轻人品格的合理性，大大降低了其对年轻人精神引领的可能性。
大学学术研究对大学育人目标的偏离，最直接的表现乃是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分离。
我们的学术体制与大学教育实际上是两个体系，课题评审、学术奖励基本上游离在大学教育之上。
应时性的研究往往很难进入课堂教学之中，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一种点缀。
教学所需要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多元的，应该体现基础性与应用性的结合，经典性与应时性的结合，长远性与短近性的结合。
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让年轻人分享人类长久以来的智识传统，同时又保持他们对当下社会的开放性与敏锐性，而不是把年轻人引入片断的、狭隘的、时髦性的知识图景之中。
这意味着大学教育本身的学术期待与当下大学学术研究自身的媚时性要求的分离。
与此同时，大学教学也日渐被技术化的管理模式所围裹，大大缩减了教与学的自由，师生间交往减少，教学越来越多地成了一种技术化行动。
这同样减缓了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精神对大学教育的深度介入，使得大学师生之间人格互染的空间大大缩减，因为真正的品性教育，“只有在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诚相遇时，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
。
大学学术研究目标的偏离，归结起来，就是大学教师生命姿态的偏离。
大学教师本身不再是独立自由的知识人，而越来越多地成为深度体制化之中的专业技术人员。
“以大学这种现代最显著的制度化产物来说，早期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作为自由思想场所的大学，已经逐渐被合理化、制度化学院体制所取代。
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哲学家、文人或智者已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批有较高俸禄和明确技术规范的高度专业化的教师。
学院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成为每个教师的角色行为。
真理的自由论争遂被一系列规定明确的技术操作原则所替代，从职称晋升、工资提升，到教学行政规范和学术操作原则，事无巨细，皆有原则可依。
自由思想被技术性操作所取代，独特的智慧探寻被标准化知识工业所取代，甚至个体与社会文化乃至普遍道德的联系断裂了。”
大学教师不再以完整的知识人格去引导、激励年轻学子，而越来越多地成了匆匆行走于大学校园的专家，他们“受雇于国家、团体或企业，自然也受制于它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完全被工具化，很难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判断、批评和质疑”
。
4.大学学术研究的合理定位
大学学术研究的功能转向需要建立在大学整体评价取向转变的基础之上，大学学术研究的合理定位需要大学自身从诸种外在的、急功近利的目标取向中合理回归。
“大学是培养人的单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20年后，什么学校的学生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否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培育人才的品质才是我们的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指标，而不是重点学科、国家项目、论文著作的简单比对，更不是高楼大厦的新旧与多少。
尽管这些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大学之根底首在育人。
以育人为基本价值指向的大学学术研究，正在于其对知识与真理的无条件追求，即以“大学问”
开启“大人格”
，以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激励年轻学子的独立与自由的品格，以及建立在此独立自由人格之上的知识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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