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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人”
、“政治人”
,还应该是“伦理人”
和“生态人”
,而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
。
对于大学而言,教育价值是本体的和内在的,社会价值是外在的,人的价值是终极的,教育的一切目标最终只能通过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和谐发展得以实现。
“培养是教育的根本职能,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在人、教育、社会的三维关系中,人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且人也是教育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中介。
因此,人是人、教育、社会三维关系中的核心,也是世界的最高价值。”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阶段,理应高扬“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
这一主题。
赫钦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制造’基督徒、民主党员、共产党员、工人、公民或者是商人,而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而发扬仁性,其目的是人格,而非人力。”
[7]
(二)大学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大学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本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是人们常说的“校长治校”
问题。
这个问题在国内比较突出,因此也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国外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他们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
但问题的关键是国外的经验如何与我们的运行体制、历史发展水平等现实情况有机结合起来,这需要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在此仅谈谈治理思路问题。
从宏观的方面上讲,治理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就是大学要与社会保持适度的“距离”
;大学与政府之间要有“保护层、隔离层”
,要有“中介组织”
作为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器”
。
1.建设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本保障。
赫钦斯曾经说过,失去了自治的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8]为了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在政府和高校之间需建立中介组织,中介组织作为政府和高校之间的“第三地带”
。
既可以约束政府过强的行政导向而忽视办学规律的行为,又可以约束高校只强调学术发展而忽视现实社会需要的行为。
有利于政府行政导向和高校学术权威的有机结合。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把它称为“学术协调模式”
。
在我国,可以建立中介组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反映其与高校之间的协调关系:第一,它可以阻止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过分扩张,避免对高校过多的行政干预,以此拉大政府与高校的直接距离;第二,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对高校的发展提出要求,以实现高校的社会职能;第三,作为高校的代理人,向政府提供信息,反映高校的现实需求。
具体而言,有学者建议:[9]
首先,要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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