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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州实现了教师、家长、学生共同来参与学校经营。
1992年的《学校法》规定了“学校议会”
的设置,尽管现在这类机构的名称、构成、权限都有所不同,但在16个州全部设置。
这些都表明德国在吸纳家长及其他人士参与学校管理,推动学校决策民主化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在我国香港,香港特区立法会2007年通过了《校本条例》,规定全港津贴学校最迟必须在2012年成立包括家长和教师代表组成的法团校董会,从而翻开了香港学校管理新的一页。
在台湾,1996年《教育基本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在国民教育阶段内,家长有参与子女学校教育事务的权利。”
基于此,各级学校纷纷成立“学生家长会”
,邀请家长参与和监督学校管理。
“学生家长会”
扮演着学校教育“合作伙伴”
的角色。
总之,家长不再是学校教育的旁观者,而是学校教育的参与者和合作伙伴。
“家长参与”
是近几十年来各先进国家推动教育改革的主要现象之一。
其主要精神是借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重建学校的结构,以加强学校的自主性,提升教师与校长的专业素质,促进学校决策民主化,推动学校发展。
(四)重视非正式结构的功能
科层组织强化了学校正式结构的功能,忽视了非正式结构的作用。
非正式结构具有哪些功能?第一,非正式结构有助于员工对政策的理解和传播。
例如,小群体的联合、非正式沟通网络、以非正式领导为中心的纪律网络以及各种教师群体间的地位结构,因为通过这些非正式结构传播的方式,政策可能更容易被教职员工所接受。
事实上,一些非正式群体要比其他群体更有声望和实力。
第二,除了形成非正式的社会结构,还会出现非正式的共享价值与信念——规范取向。
在学校组织中,通过教职员工之间默会知识的交流,不仅促使大量信息的即时共享变成可能,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价值分享、目标分享、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分享、工作任务的分担、决策的共同制定、风险的分担,以及产生共同愿景。
第三,非正式结构对正式结构是有益的补充,非正式组织有助于提高凝聚力。
正式结构的沟通渠道都是不充分的,需要非正式沟通系统加以补充。
社会关系的形式常常强调友谊、合作与群体的保存。
非正式群体是自发地、根据共同的兴趣与友谊而产生的。
在学校组织的发展中,那种直接的控制和过多的干预往往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团队组织更依赖成员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其实质是依赖于人与人之间默会知识的交换或交流。
虽然是一些小的事件,如共同参加活动、利用午餐时间交谈、共有教室等,能够形成一种热情友好的氛围,这种社会粘合剂足以让学校成员感到他们是属于这一群体的。
凝聚力和团结是非正式群体的副产品。
第四,与正式的等级制度、非人格化以及正式权威不同,在非正式组织中,这些不起主导作用,因为个性化的需要是非正式组织的动因,这有助于维护个体诚实、自我尊重和人格独立。
因此,学校结构的改革离不开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的变革。
充分认识非正式结构的价值,不仅改变学校的人际关系,塑造信任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高效率,增进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1]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2]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2~503页。
[3]范国睿:《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4]范国睿:《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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