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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教育网络”
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生活化的教育系统,是“学校”
的代用品,也是对学校这种制度化教育的超越;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网络”
或“网络教育”
,是以信息或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教育形态。
显然,在1971年《非学校化社会》出版的时候,技术意义上的“网络”
与“网络教育”
尚未形成。
3.学校具有民族性
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的工作,从教师的聘任到知识的选择,到师生交往的方式,都必然地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特色。
没有任何民族文化特色的学校是根本不存在的。
正如乌申斯基(УшИнскИй,К.Д,1824-1871)在《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1)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国民教育的共同体系不论是从实际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是不存在的,因而德国的教育学不过是德国的教育理论。
(2)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教育体系,因而一个民族借用另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是不可能的。
(3)其他民族在教育事业中所取得的经验,是所有民族的宝贵遗产,这就同世界史的经验属于所有的民族是一样的道理,不能按照其他民族的模式生活,不管这种模式如何具有吸引力;同样,也不能按照别人的教育体系进行教育,不管它是如何严整,如何经过周密的思考。
在这方面,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检验自己本身的力量。”
[13]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教育传统的大国,历史上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智慧。
每一位教师都应该认真地学习这些传统的教育智慧并将其体现在自己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当中。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学校教育诸多事务上也反对“仪型他国”
,反对“洋八股”
,主张在辨明中国进步需要的前提下,自主开展实验。
他千辛万苦所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就是20世纪中国教育民族化的鲜活事例。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一直是中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教育学人的不懈追求。
当然,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校的民族性不等于学校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学校的民族性不是拒绝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教育思想、制度、模式、改革经验等的借口,也不是以古非今、裹足不前的理由。
学校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学校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是相统一的。
4.学校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的社会组织,学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变革之中的。
如果有谁比较一下19世纪的学校与20世纪的学校,就会发现这种变化的巨大;如果有谁比较一下20世纪的学校与21世纪之初的学校,也能够发现这种变革无处不在。
历史地看,能够引起学校变革的因素很多,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知识因素、技术因素等都扮演着学校变革的外部动力。
新教运动导致了义务教育运动的出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又导致了现代社会教育与宗教的分离;19世纪大工业的发展和对更高文化程度劳动者的需要导致了双轨制的逐步取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的冷战和对峙导致了美国《国防教育法》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知识爆炸”
导致了“终身学习”
(lifel)、“终身教育”
(lifeloion)和“学习型社会”
(leary)概念的提出;20世纪末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整个地改变了教育的技术基础和时空条件。
从这个方面说,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有一个比较广泛的社会历史视野,否则,就不能够很好地理解某一历史时期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就不能够很好地领导学校变革。
导致学校变革的除了这些强大的外部因素外,学校内部的一些因素如学生的抵制与反抗、教师的不满与变革意识、校长学校价值观的转变等,也都会引发学校微观活动方面的改变,构成学校变革的内在动力。
卓越的教育者应该对引发学校变革的内外部因素非常了解,并自觉地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要求推动并有效地领导学校变革。
终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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