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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接下来，所面对的就是行动的问题。
很多教师并不缺乏对制度的批判和质疑，并不缺乏对制度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然而，却缺乏行动的勇气。
在妥协、退让、自我说服中摧折了自己的思想和勇气。
因此，对于处于教育实践之中的教师而言，面对制度能够有所行动，用行动去完善制度，用行动去创造自我认同的现实空间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
社会学家韦伯曾经指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5]面对制度的不完善，教师需要这样一种天职观去形成其内在的道德勇气。
教师面对制度承担责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构建的过程。
这需要教师具有一种“铁肩担道义”
的道德勇气，带着一种承担匹夫之责的坦**与坚定去启动自己的身体，在教育中用行动书写有意义的文章，将文章做在大地之上。
“我工作，并且通过工作改造世界。”
[6]这样的勇气和行动能够使教师看到自我强大的力量所在，感受到真实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从而实现自我认同。
我们可以归因于制度，在制度面前选择妥协、服从甚至是无原则地退缩，可是，我们无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得到彻底的解放。
因为，我们无法逃脱良心的叩问。
所以，仅仅把责任推卸到制度上，无法使我们自己得到解脱。
我们必须以个体的肩膀去尝试扛起制度。
这种扛包含着两个方面，如果制度是完善的，我们需要把制度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披荆斩棘地去推动制度的实行；如果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我们也要扛着制度，用自己的努力去尽可能地使制度得到完善；或者扛着制度，使制度的负面影响不至于发生，或产生最小的副作用。
“扛着”
的态度，是一种有担当的态度。
用道德勇气启动自己的行动，这样的教师在制度之下总是面对自我发问：在并不完善的制度下，我可以做什么以完善自我，完善教育？总是去寻找行动的可能，而不是抱怨的借口；总是去发现行动的路径，而不是推卸责任的方式。
这样的教师是那些深爱教育，不忍使其堕落的教师，他们会在制度问题面前，做出自己的决定，“教育的事业就是需要他们坐到公交车的前座去，即使制度要求他们回到后座去。
他们不再抱怨造成教师地位低下状况的制度条件，也不再心照不宣地与其敷衍。
相反，他们在很多行动上以投身于教学重任为荣。
在每天的教学中，以敬重他们内心最推崇的价值的方式教学，而不是以符合制度规范的方式教学。
有时候，他们则在更加公开的场合冒险，比如，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教师会议上提出新的可选择的教育愿景。”
[7]美国教师斯特姆博格正是这样的教师，面对日益背离自己理想的制度环境，他不断向内转向，去有所发现、有所行动。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想，也许你的答案是：我在这里是因为我要有所奉献。
即使在一个我不能确定是否是自己归宿的地方，即使身处一个常常使我感到麻木、沮丧、无力的制度之中，但就是在这里，学生们张开双手伸向我能奉献的东西，并提醒我为何日复一日地尽力成为一名教师。”
[8]就这样，“在教育制度中体现本色，奏响心中的欢歌。”
“我发现时刻注意‘崇高的目标’‘非凡的觉悟’和‘内在的勇气’对我身心健康地留在这个行业至关重要。”
[9]所以，敌人不仅仅是“在外面”
，而是首先“在这里”
，在我们每个人对邪恶的妥协之中。
而以自我的道德勇气去承担身为教师的责任，就是在战胜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一种有价值的完整的存在，实现自我认同的完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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