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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阶段，人们认识到，任何人所能提供的奖赏都比不上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本真生活所获得的内在奖赏。
当许多人都拥有这种理解时，组织就被迫妥协，因为它不再掌控着禁锢人们心灵的枷锁。”
[2]经历这样不同的阶段之后，帕尔默希望能够达成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教师都能够打开心灵成为真正的自己，然后“回到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力量，跟我们自身之外的种种力量联合，义无反顾地一同去创造世界。”
由以上分析可见，教师自我认同的主体重建，需要完成和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即意识问题和行动问题。
（一）意识层面，重建个体自我的制度意识
教师在制度之下重建自我认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教师如何理解自己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教师内心的制度意识。
如果教师将制度视作绝对客观强大的存在，将自我视作制度的被动承受者，那么教师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关系，这样一种制度意识会直接影响教师在制度体系内的具体行为。
教师在强调制度强大的同时，轻视了自我的力量；在强调遵从制度的同时，放弃了自我的教育理想；在迎合制度要求的同时，迷失了真实的自我。
最终，教师的自我会被制度淹没而失去了存在的独特印迹。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认同的建立无从谈起。
而与之相反的一种制度意识则是，人在制度面前，总是具有判断和选择的空间，人需要在制度面前始终保持一种主体的姿态，这种姿态就是当制度合理时，可以尊重和服从制度；当制度不公和不义时，寻找制度之外更为坚定的支撑点，去建立自我行动的坐标。
无论如何，不放弃自我积极思考、选择、行动的可能。
作为教师，始终怀有一种信念，就是无论制度完美还是残缺，都要在制度环境中尽己所能去保护学生的成长，去追求教育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种内在的坚定和坚强。
这种改变正是起源于帕克·帕尔默所说的，无论如何，都要努力选择过“不分离的生活”
。
选择过“不分离的生活”
，就是默认，即使我拒绝遵从制度的要求，制度也没有凌驾于我的力量。
与我直接相关的问题不再是“那些人”
或者“那个地方”
。
我最切身的问题是我，是我与制度之间那心照不宣的密约，那曾经允许制度主宰我生活的密约。
[3]这种“密约”
，就是教师潜意识中的“制度意识”
，这种意识制造自己这个最隐蔽却又最顽固的敌人，使教师无法战胜自己。
所以，帕尔默指出，“要选择不分离地生活，就要身体力行跳弹簧舞的原理：‘我们遇到敌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决定不再作茧自缚的那一刻，我们从制度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并获得对抗制度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一种“关心制度并从制度内部促成其变化的力量”
，这种力量不是一种消极的憎恨制度的力量，而是他们“爱之太深，不忍看到它堕落”
的力量。
[4]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力量，是教师自我认同重建的根本性的内部力量。
（二）行动层面，以道德勇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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