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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工作**满意度上月收入对其影响的方差分析
同时，工资收入也对幼儿教师在认识自己职业上有显著差异，工资高的教师会认为幼儿教师职业重要，而工资低的教师则不认为这个职业重要（如表5-4所示）。
埃托奥·布里奇斯认为，高薪水、高学历的女性努力工作的愿望非常强烈，“与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女性相比更可能将工作看作是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事业，并能在工作中获得更多心理上的奖赏体验”
[1]。
表5-4幼儿教师认为职业重要性上月收入对其影响的方差分析
王海英在其研究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她认为，作为经济主体的幼儿教师必然“嵌入”
地生存于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中。
[2]因此，作为一个具有自利动机的社会人，当教师的劳动与付出不成正比时，她会采取两种行动：其一是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补偿，这也是现今社会出现幼儿兴趣班、收家长红包、教师身兼数职、家教等社会现象的一个原因；其二是采取消极怠工、不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减少工作投入，如上班时间“侃大山”
、不照顾幼儿等现象。
在幼儿教师看来，工资收入低折射出来的是教师的价值问题以及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看法问题，工资收入低让幼儿教师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为“保姆”
“看孩子的”
等角色，且工资收入低使幼儿教师对工作的热情大大降低，产生一种价值失落感，而这种持续的工资低的状态导致教师的职业信仰、自我认同产生了危机，威胁了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
2.社会资本的可利用性影响了幼儿教师的自我认同
我们对幼儿教师的社会资本可利用性与自我认同总得分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5-5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教师在社会资源可利用性上与幼儿教师自我认同总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5-5幼儿教师社会资本的可利用性的认同与总体自我认同的相关分析
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
皮埃尔·布迪厄在其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场域”
和“资本”
的概念，他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科尔曼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便于行动者的、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3]。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
[4]。
从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的定义涉及社会资源、个体获取资源的能力和社会互动中的人际关系等要素，在考量社会资本时可以考察结构性嵌入的社会资本和关系性嵌入的社会资本。
在本研究中，我们从关系型嵌入的社会资本着手，将幼儿教师的社会资本界定为幼儿教师在幼儿园这一组织结构中，利用自己职业特性而从自己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中获取利益的一种资源，即一个人能从这些关系中获取的资源越多，那么他的社会资本就越高。
有研究表明，教师的个人资源非常有限，更多的资源是教师个体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的，这些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如住房、金钱等），也包括象征财富（如职称、声望等）。
幼儿教师这一职业在社会系统中主要面临的人际关系包括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教师与家长的关系、教师与同事的关系。
但是，幼儿教师的人际关系真正可用的却不多，调查显示，79.7%的幼儿教师认为“幼儿教师的人际圈太窄，在社会上求人办事难”
，虽然他们会赞同“家长是一种重要的人脉资源”
，但调查结果显示，40.3%的幼儿教师不赞同将幼儿家长作为自己的人脉资源，76.8%的幼儿教师认为利用师幼关系办事不正常，可见幼儿教师有自己的一种职业道德底线，如果利用幼儿、幼儿家长办事会触碰到一种职业道德底线，而教师自己的良心是评判有没有触及这一底线的工具。
正如西塞罗所说：“对于道德实践而言，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
[5]
不同的联系对象蕴含的社会资源性质不一样，不同的社会联结会导致不同的有价值的社会资源的获取。
这就是大学教师与幼儿园教师社会资本占有不同的区别，大学教师、学者、教授面对的是即将走向社会或已经走进社会的学生，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办事是正常的一种人际关系；而幼儿教师面对的却是幼儿，如果利用幼儿或者幼儿家长办事无形中会给幼儿教师这一职业抹上“色彩”
标签，会触及职业伦理问题，同时社会公众也无形中赋予了幼儿教师比大学教师更多的外部伦理应有的规范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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