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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当时旧中国的国情而提出的，但实际上普及教育只靠“小先生制”
还是不够，主要还是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办师范教育才能解决普及教育的师资问题。
我国在清朝末年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民国初期师范教育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但是直至1930年，据有关资料显示，中等学校教师中师范大学毕业者只占4.39%，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者只占11.42%，二者合计不及16%，其余80%以上的中学教师都没有受过教育专业的训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师范教育依然是一波三折，反对师范教育的呼声从未间断。
2.普教教育要用国家法令来强制执行
陶行知先生认为“文字教育应预令强迫。
预令强迫之功用在提醒一般不识字的民众自动地去请人教，以往的民众教育好像是求人来学。
预令即下，民众对于知识的消极的拒绝，可以转变而为积极的追求。”
陶行知先生提出“劝导与强迫”
并行，要三管齐下，即强迫兴学、强迫教人和强迫求知，形成人人要读书，人人有书读。
“婆婆不许媳妇上学，老板不许伙计读书，司务不许徒弟看报，工厂经理不许工人求知识，士大夫不许儿子教穷孩子，这是小先生所碰到的五个大钉子”
，陶行知先生认为阻碍民众求学的人是新中国之罪人，应该立法保护民众求知的权利。
陶行知先生在留学美国期间，师从杜威等著名世界教育家，亲身体会到旧中国教育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就开始通过立法来保证初等教育的普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于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实际上我国在2000年才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3.根据国情来制订普及教育计划
陶行知先生在《普及教育运动小史》中讲：“民国”
十九年春天，我曾一度草成一个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
这计划曾由教育部提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
与这计划同时提出的有一个成人补习教育初步计划。
成人补习教育初步计划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被一不懂事的官剪去一段重要的办法，成了一个残废的计划，所以失了效用。
那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之所以失败，却是我自己的错误。
我写那计划的时候，以为中国既系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便误认每年工业之进展，足以应济教育普及率逐渐增高之需要。
我们的幼稚的工业在帝国主义高压未曾铲除以前绝不许我们存这奢望。
那时我对于儿童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估定，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彻底的看破，这些都是构成那个普及教育计划根本失败的重要因子。
现在我们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
假使工业文明暂时没有多大的进展，教育仍有普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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