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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并把职业教育纳入生活教育体系中。
他说：“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
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
真正的生活教育必须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
没有工具，则精神不能发挥，生活无由表现。
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符合实际生活，只需看他有无生活工具。
倘若有了再进一步看他是否充分运用所有的生活工具。
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
1928年，在晓庄师范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晓庄茶园和木做店”
，根据生利主义精神培养木工技术人才。
同年，陶行知先生当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
1932年，国难当头，陶行知先生身负国仇在上海宝山创办“山海工学团”
，实施军事、生活、生产、科学、识字、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遍训练。
主张职业学校“宜改称工学团：工为生产，学是学习，团是集体生活。
宜称工师，意即教人做工之工师也，观念既改，职业教育乃有希望”
。
1938年8月，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主张而回到香港的陶行知先生，于11月1日，在香港九龙山创办的中华业余学校正式开学，对四百多业余青年实施职业教育。
为岭南地区抗日救亡队伍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人才。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著名的育才学校，教学内容采取普修课和特修课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方法采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等途径，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育才学校的这种做法，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1946年1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招收300多名职业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对他们实施人格、知识、技术和组织等教育，并设有必修课和特修课，对青年实行职业教育，受到人们重视。
1946年4月，陶行知先生到上海，投入了紧张的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同时忙于育才学校迁校和上海社会大学筹备工作，准备在上海大办职业教育事业。
5月6日。
应邀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推介了英、美两国职业教育概况。
这也是陶行知先生对职业教育的最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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