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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发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
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
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农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
。
陶行知对“小先生”
这一新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
。
由于“小先生制”
适合普及教育需要，很快在二十几个省市得到推广，对东南亚一带普及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普及教育运动推向**，并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上百名干部。
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在辛亥革命时研究王阳明，信仰其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
。
到1927年，即办晓庄师范时，他明了应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的道理，这正与王阳明的主张相反。
为求名实相符，此后改“知行”
为“行知”
。
陶行知的改名是他唯物辩证观的一次飞跃。
（六）实施国难教育时期（1935—1938）
“九·一八”
、“一·二八”
事变后，陶行知出于爱国赤诚，自觉地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斗争结合起来，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并与沈体兰、王洞若、张劲夫、丁华等组织“国难教育社”
，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团，推行国难教育。
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同年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呼吁团结抗日。
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
接着，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
“世界新教育会议”
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
“世界反侵略大会”
，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
为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伦敦时，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写诗赞颂马克思：“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936年11月，陶行知尚在国外期间，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等七人因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
罪拘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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