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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当然无望，却从临时书肆（当时平日书店很少，一至考试时，试院附近临时书店如林）买了严译《原富》、《天演论》等书回来，莫名其妙地翻阅。
又因排满之呼声已起，我也向朋友那里借了《新民丛报》等来看，由是对于明末清初的故事与文章很有兴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访录》、《吴梅村集》、《虞初新志》等书都是我所耽读的。
十八岁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劝告，同到绍兴府学堂（即现在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入学。
在那一二年中内地学堂已成立了不少。
当时办学概依奏定学堂章程，学制很划一。
县有县学堂，性质为现在的高小程度，府学堂则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省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所谓大学了。
学堂的成立，并无一定顺序，我们绍属，是先有中学，后有小学的。
府学堂学费不收，宿费更不须出，饭费只每月二元光景，并且学校由书院改设，书院制尚未全除，月考成绩若优，还有一元乃至几毛钱的“膏火”
可得（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奖金名称，意思是灯油费）。
读书不但可以不花钱，而且弄得好还有零用可获得的。
府学堂的科目记得为伦理，经学，国文，英文，史学，舆地，算学，格致（即现在的理化博物），体操，测绘（用器画与地图），功课亦依程度编级，一如中西书院的办法。
我因英文已有每日三点钟半年及在家自修的成绩，居然大出风头，被排在程度顶高的一级里，算学与国文的班次也不低。
同学之中年龄老大的很多，班级皆低于我，我于是颇受师友的青眼。
国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选读《皇朝经世文编》，作文题是“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之类。
经学是徐先生（即刺恩铭的徐烈士）担任的，他叫我们读《公羊传》，上课时大发挥其微言大义。
测绘也由这位徐先生担任。
体操教师是一位日本人。
他不会讲中国话，口令是用日本语的，故于最初就由他教我们几句体操用的日本语。
如“立正”
，“向前”
之类。
伦理教师最奇特，他姓朱，是绍兴有名的理学家，有长长的须髯，走路踱方步，写字仿朱子。
他教我们学“洒扫应对”
，“居敬存诚”
，还教我舞佾，拿了鸡尾似的劳什子作种种把戏。
据他的主张，上课时书应端执在右手，不应挟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须依照长幼之序“鱼贯而行”
，不应作鸟兽散，见先生须作揖，表示敬意。
我们虽不以为然，但却不去加以攻击，只以老古董相待罢了。
当时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似乎都对于中国怀着相当的期待，不像现在的消沉幻灭。
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恶归诸满人，以为只要满人推倒，国事就有希望了。
《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界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
那时恋爱尚未成为青年间的问题，出路的关心也不如现在的急切（因为读书人本来不大讲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者，内容就只是排满，并没有现在的复杂。
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翦去（当时普通人是不许翦辫子的）。
见了花翎颜色顶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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