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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通过对社教社自我塑造和他者视野的综合，我们就有可能最近距离观察这个历史存在，细致地分析社教社和参与其中的人物及活动，我们就有了对那个时期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做出描述的底色，正如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所言：“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深刻认识过去的思想，或许就可以揭示未来意义。
[1]李华兴：《民国教育史》，57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理事会第4次会议上有“请规定本社社徽形质案”
，决议请尚仲衣（召集人）、韩天眷、杨秉仪三人负责设计，并限于四月底将设计结果，交到事务所以便制造；理事会第6次会议，“请规定本社社徽形式案”
，决议“函请韩天眷社友继续设计，并代为征集”
；理事会第7次会议，“请规定本社社徽形质案”
，决议交第三届年会讨论。
《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心斋：《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10期，1933。
[3]《演说词及其他论文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9～9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4]陈礼江：《民众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5]《演说词及其他论文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0～9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6]顾良杰：《贡献于本社第三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3卷2期，1934。
[7]宗秉新：《历史所昭示的本社底前途》，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8]**：《编完之后》，载《民众教育月刊》，第3卷7期（伍博纯先生纪念专号），1931。
[9]方惇颐：《本社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0][日]新保敦子：《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从与日本对比的视角》，见李廷江主编：《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1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张礼永：《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119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12]《浙江省立图书馆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之献辞》，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3]曹天忠：《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的互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14]古楳：《社会教育指南》，11～12页，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1940。
[15][日]新保敦子：《试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从与日本对比的视角》，见李廷江主编：《晚清中国社会变革与日本》，13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6]宗秉新：《历史所昭示的本社底前途》，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7]《复刊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8]《本社第五届年会讨论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大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二卷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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