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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在随后讲演中，亦对高践四开幕词予以回应：“此次参加会员来自十九个省市，大家宁愿抛弃自己工作，不远千里而来此，互相切磋，彼此砥砺，并将过去之酸甜苦辣，种种困难烦闷，借此机会回想诉述。
这是本会精神所在，与普通会议性质迥不相同的地方”
[199]。
本着这种精神，大会日程以全体大会—分组会议—全体大会—分组会议—全体大会循环进行，分为政治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4组[200]，分别由陈筑山、庄泽宣、俞庆棠、许仕廉、梁漱溟诸人分别主席，讨论问题70余件。
13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安排了分组参观。
为清晰起见，笔者特列出较为详细的会议日程表，如表4-14所示。
表4-14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日程表（1935）[201]
续表
续表
从表4-14看，会前预定的甲乙丙丁四组问题组书记，除教育组高践四变化外，其他三组均保持不变。
教育问题组两天分别为庄泽宣、俞庆棠担任分组主席。
究其原因，表面看来高践四已担任开幕式大会主席，需要致开幕及闭幕辞，实际上，相较社会教育学术素养看，庄泽宣、俞庆棠应比高践四更为合适，且三人同为社教社理事，对外都代表社教社的声音，彼此之间并无严格的此疆彼界，庄、俞二人代替高践四亦是名正言顺。
而就两个半天的教育问题组讨论问题看，基本是社教社成员的智慧贡献，如“利用保甲制度促进乡村民众教育问题”
，基本是社教社洛阳实验区的经验复制：“（一）方法：1.由保甲长报告区内不识字人数，先劝导，后用政治力量送入学校；2.分配各时期，按期入学，至少须入一教育机关受教。
（二）原则：1.可以利用保甲长制度以促进民众教育；2.最好用会议式，用团体力量自动推行，万不得已方用硬性的政治力量”
[202]。
常务理事赵冕，理事庄泽宣、董渭川等提交了相关提案。
社教社借助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积极发声，并汲取其中智慧，将其凝练为提案，提交1936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如该届年会大家讨论乡村教育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综合解决。
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在讨论中心问题时，张植安认为“要助成地方自治，不光要政教合一，不光用教育的力量、政治力量，还得用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以推动。
所以要助成自治，必须利用行政、经济、军事三种力量，才能指挥一切，各方才能助成，否则，三者缺一，也不能做得通”
，大会决议通过，并通知各地社友切实注意。
[203]换句话讲，社教社正是在广泛汲取其他学术团体、机构的长处，为己所用，“政教合一”
的社教事业实验亦由此突破了最初的政治与教育的合一的单一主题，转向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综合的“政教合一”
，其内涵更为宽泛和扩大。
由单一到综合，正是社教事业从分散到整合的重要表征。
该次年会，与会代表给予高度评价，“此次在无锡教育学院开三届年会，派代表出席之机关更形踊跃，达一百余处。
会员一百六十八人，自由参加旁听者亦有五六十人。
集合全国各地农村事业同志于一堂，各抒其阅历经验，研究心得，互相交换意见，以策励乡村建设县政改革诸端之进行，诚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之一线光明也”
[204]。
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社教社干事储志援引社教社年会经验，深以该年会未规定会员资格、未有严密大会组织及会期过短为憾。
他认为不限制会员资格，会因为个人地位、背景、所负使命的不同导致意见复杂，各言其事，以致出现重新转移不能纳入正轨的结果。
而缺乏严密大会组织，就会出现“藉这机会凑凑热闹，把会议情形，放在脑后的人，也在所难免”
，为了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神仙会弊端，储志建议严密该会组织：“所以本会的组织似乎应该特别严密，对于各会员的奉行大会决议案，应略具强制性。
将大会结果通函全体会员实行，甚至由值年代表负责视导督促，如是才能言行合一。
否则会议自会议，于实际方面，很难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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