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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此外尚有一些省市教育厅局、社会局，中华图书馆协会及个人议案递交，一并汇编，分送各委员参考。
该会会议出席人员，分为两种，一种为当然委员，“包括教育部段钱两次长，张司长炯，钟科长灵秀、彭科长百川、陈泮藻参事、钟道赞督学等7人”
[79]（内中有社教社社员4人）；一种为聘任委员，如表4-5所示，以钮永建等为首的12人（内有社教社理事6人），此外，还包括列席人员，教育部专员厉家祥、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蒋复璁，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馆长赵鸿谦、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浙江实验民众学校校长林本，社教司郭莲峰、顾良杰（其中6人为社教社社员）。
也就是说，与会人员正式代表19人中有社教社社员10人（其中理事7人），加上列席代表7人后，与会的全部代表26人中有17名社教社社员，几乎与1931年全国民众教育专家会议情形持平。
由此，社教社援引去年全国民众教育专家会议经验，继续借助民众教育委员会，将其亟须推进决议灵活转化为教育部饬令，规范并引导全国社会教育事业发展。
表4-6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日程表（1934）[80]
由表4-6可知，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共举行3次会议，社教社的6名理事，除梁漱溟有事缺席外，其他5名则全程出席会议，钮永建担任提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
图4-5为1月11日第一次会议开会期间的情形。
经过第一天的讨论，由陈立夫、陈剑修、孟宪承组成的第一组审查会，在陈立夫的主持下，起草了民众教育实施途径，提出以民生为建设之首要：“民众教育为辅导学校教育之不足，以达社会教育建设之目的。
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民生问题之内含凡四：一曰人民之生活，二曰社会之生存，三曰国民之生计，四曰群众之生命。
……为治标计，吾人应根据社会客观条件与社会教育主观条件，拟定其目标与方法如次：（一）目标：从民众生活之迫切需要出发，积极充实其生活力，从而培养其组织力，并发扬整个民族自信力，以达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之教育宗旨；（二）方法：各种民众教育机关应供给实际生活之组织工具与技能，并尽量举办实验区及其他实验事业，逐渐推行，使民众于参与组织运用工具与技术之中，由做而学，由行而知，因以获得其生活必需之知识与技能”
。
[81]实际上，社会教育如何办理，在《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中已有粗略规定，依据此规定，从改善民生着手作为推行社会教育动机者，不乏其人，但缺乏较为明晰的实施途径。
这次会议，明确规定以注重生计为实施民教动机，规定了“由做而学”
“由行而知”
的办法，“一洗从前空虚不切实际之病，此项议案，实为诸委员聚精会神最为得意之作，业经全体通过。
将来正式公布后，一般办理民教人员，咸得有所依据，以为推行之标准，不致有彷徨无所之虞，其裨益于民教者，何等重大。
是为本届会议最大之收获”
。
[82]除此之外，分区辅导制、政教合一制、社教人员任用和待遇规程以及民校推广简要办法等，都是会议期间讨论的热点问题。
图4-5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开会情形（1934）[83]
图4-6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合影（1934）[84]
揆之史实，该次会议九大提案，与社教社第一届、二届年会决议案相对比，契合度相当高，特别是第4～8提案，直接是年会提案的翻版，而这组提案由第三组彭百川担任主席进行审查，参与人员除余井塘任职于中央党部组织委员会外，陈泮藻、钟道赞均为教育部职员，教育行政官员与社教社社员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将社教社年会决议精神直接移植到会议中来，将私人学术团体的集体智慧充分吸纳运用。
该次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决议通过《民众教育委员会各级章程》，会后教育部公布施行，为督促起见，教育部又专门制定《省市及县市民众教育委员会组织要点》，训令各地遵照执行。
训令中强调民众教育委员会的作用：“……此项委员会，系辅助教育行政机关规划并促进民众教育事宜，关系重要，在各地方自应一律筹设。”
[85]由此可见，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作为指导省市、县市两级的中央级别委员会，社教社社员的广泛存在，由其提案形成的决议规划并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社教事业，以此为平台，社教社辅导各省社会教育事业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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