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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民众来讲，学校不再是乡民随便涉足之地，大门上常常挂着“闲人莫入”
的牌子，新式学堂所教的内容与教学活动，远离农村生活：“而乡村农家应具的知识能力，又一毫无有，代以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知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代以体操、打球运动与手足不勤的游惰习惯。”
[162]此时，各大书局出版的教材，多以城市生活为场景，与乡村生活毫不相干。
陈礼江等人专门就“农民读书有何利益”
的问题做了大量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农民普遍认为，他们读书的益处是实用，如写信记账、识字明理、万事不求人（如写春联等）等，这些能够在私塾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在新式教育中难以直接得到。
此次调查涉及江苏、江西、浙江、安徽等18个省。
被调查者中，文盲仅占总数的11.88%，有初等教育程度者（读书1～6年）最多，占59.39%，他们大多为接受私塾教育者。
[163]毛泽东曾对这种情况有详细描述：“‘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
……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164]在传统社会中不管官学、书院、社学和义学，各种学校作为地方文化、教育的中心，不仅授予文化知识，而且还承担着祭祀地方先贤、表彰孝子节妇等引导地方风俗的责任，学校的教官，不仅是生员们的老师，亦是周边民众的精神楷模；它的大门，不仅面向蒙童、士子，而且同时对地方民众开放，是一个开放的场所。
近代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的私塾一直延秉着这种功能，这也是广大私塾“屡禁未绝”
的深层社会原因所在。
[165]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的乡村基础情况调查大体如此，如洛阳实验区为普及乡村教育，鉴于推广区私塾众多，“不得不就原有师资，加以训练，充实其基本知识，改良其教育方法”
[166]，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新式教育的城市化、贵族化现象，膨胀了民众接纳新式教育后的功利心。
“从社会情形看，受过教育之后，不特没有好处并且有害处。
据我所知道的，有许多农民在乡村未受教育之前，还在乡村耕田，一旦受了教育之后便连田也不耕，有些连家也不愿意回了。”
[167]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三十年来中国所自号为‘新教育’也者，在最前二十年是闭着眼睛跟着日本瞎跑，较近十年是闭着眼睛跟着美国瞎跑，最近又有闭着眼睛跟欧洲大陆瞎跑的倾向。
我们从未想起呆板板的把实业已经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不但于国家社会毫无裨益，反而造成了许多高等游民——现在仍在继续不停的制造，摧残民族前途的命脉。
……欲顾中国民生的需要，社会的安宁，民族的繁荣，在教育方面，非把现在的教育制度根本推翻不可！”
[168]实际上，1904年开始建立起来的新式教育制度，是“以癸卯学制为代表的现代学校体系，主要是一种作为科举制度替代物的现代精英（或人才培养）制度”
[169]，中国社会“教化以学校为本”
传统断裂，师范生的增多，替换了原本“乡里乡亲”
的塾师，学校挂上了“闲人免进”
的牌子，传统学校承担的地方文化中心功能消于无形。
尽管政府数次变更学制，扩充内容，但对文盲众多的社会现实束手无策，新式教育自然招致世人百般诟病，在此社会语境下，带有浓烈“致敬传统”
色彩的社会教育有了发生、发展的机会，“教化以学校为本”
的社会教育实验事业得以展开。
不同于学校教育界急于撇清与政治的纠葛而倡导“教育独立”
的理念，社会教育界专家却热衷于将两者“浑然一体”
，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她认为“民众教育的政策，从内容方面而言，是应以政治教育为中心的，因为可以拿政治的力量来改善经济，藉经济的动机来推进教育，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政治。
申言之，用教育的力量来解决政治，用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教育，企望政治与教育之组织合一”
。
[170]国民党元老、社教社的发起人钮永建作为洛阳实验区的倡议者之一，设计出借助政治力量的“征学制”
，强迫失学民众进入民众基础学校接受补习教育。
社教社资深社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钟灵秀极为认可政教合一的力量：“现在国难严重，日深一日，无知无识的文盲，不但是不能够挽救国难，并且是万不能立足于优胜劣汰之二十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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