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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提出者[195]，作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主持者及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复员后的首任理事长，“从九一八事变至今（1947年，笔者注）16年间，‘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永远占据了他的心”
[196]。
这一点，从1946年顾颉刚两次举措可见一斑。
其一是1946年春顾颉刚向国民政府参议会递交《切实推进边政案》（草稿），批评以前政府强迫边疆民众进入学校读书的错误做法，主张按照边民愿意接受现代化的社会教育的特点，采用电影、广播、图画、演剧等社会教育手段诱其改变，设立训练班训练商人，使其充分认识国家现状及自身责任，奖励并保存边疆善良风俗等[197]；其二是同年12月在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顾颉刚作为提案审查组成员，他极力主张“推行边教，先须从社会教育做起”
[198]。
而在顾颉刚边疆教育理念中，他认为边疆教育作为调整政治、宗教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一种工具，可以走“用旧瓶子装新酒，要充分利用固有的语言文字和信仰习惯，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以灌输新的知识，新的能力”
[199]的道路，弄清楚这些背景，就会明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中为什么关注边疆教育，为什么会增加“应沟通各宗族的语言、文字”
，在目标中加入“加强各宗族间的团结”
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
讨论稿中“各民族”
到决议案中“各宗族”
的表述变化，与顾颉刚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讲，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顾颉刚等社教社同仁对蒋介石“宗族论”
[200]的不反对甚至认可态度。
实际上，这个细节资料对近些年学界关于顾颉刚“中华民族”
概念与蒋介石“宗族论”
中华民族理念之间的纠葛、蒋介石“宗族论”
破产时间提出了挑战。
随着近年来对民族问题研究热潮的出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观念备受关注[201]，关于顾颉刚与蒋介石两人对“中华民族”
观念是否一致性的争论再次激烈起来。
黄兴涛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关注顾颉刚与蒋介石思想的同一性方面，乃至怀疑其有可能被蒋‘御用’，反而忽略当时两人彼此之间思想的差距，这其中恐怕存在失察之处。”
并援引1947年7月出版的《中英对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对“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的“民族”
翻译资料，认为：“不知这一将中华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译成‘races’（种族或种族的扩大）的翻译，究竟达成了谁的心愿？显然不完全是蒋介石的，似乎也不全合孙科的主张，倒是比较符合顾颉刚和谢康等人的认知。”
对于学界认为顾颉刚“种族说”
“部族说”
与蒋介石高度一致性的言论，黄兴涛连同汪少伦的“支族说”
等，一并体现在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切中，“成为那一时代应对时局、寻找民族和国家出路的不容忽视的民族文化思潮之一”
；“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思潮的强势流向和许多国人的情感趋势”
。
[202]杨思机认为：“有关‘民族’概念的思想论争由观念纠纷进而影响到政治制度设计，逐渐表现为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斗争。
……国民党一方面力主中华民族是一个，希望通过边疆教育，化特殊于一般，融歧义于大同；另一方面先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直接将其改称‘边疆民族’，寓意只是同一个中华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者，甚至以‘宗族’代‘民族’。”
[203]在黄兴涛看来，蒋介石“宗族论”
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他显然并不完全满意于像顾颉刚等人那样将‘种族’与‘民族’加以简单对立性区分、而把血统因素完全留给‘种族’的做法。
在他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尚停留在他1929年发表《三民主义纲要》时的含混认知水平”
，“应当说，蒋介石对现代西方民族概念的核心内涵并非一无知晓。
对他来说，只简单强调‘种族’与‘民族’的区别，而看不到或不愿强调两者之间关于血缘及血缘意识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在当时那种特殊的中国国情之下，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整体认同恐怕并无益处，甚至倒还可能有点‘别生枝节’的书呆之气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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