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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办法，还得服从分配，于是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政教科学习了。
政教科当时开了三门主课，一门是哲学，一门是政治经济学，一门是科学社会主义。
因此，我对经济学的学习，实际上应该从我在西安师范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开始算起。
不过，当时我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像样的教材，也没有可读的相关的理论著作，不像现在，这方面的读物到处都是。
我记得当时只有于光远老先生写的一本很薄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主要是讲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
当然，当时《资本论》倒是到处可以买到，不过，像这样一个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是不可能读那样的大部头专著的。
尤其是当时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是学中文的，而且又长期教中文，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是他生平第一次讲，所以他也不可能辅导我们读《资本论》。
甚至我感到他讲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都很吃力，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讲课时基本上是念于光远先生写的那本小册子，照本宣科，显得很枯燥。
当然，当时老师除了讲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外，还讲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是强调公有制的公有程度越高越好，计划经济远远要比市场经济有优越性，按劳分配还体现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等。
基本上是反映极“左”
思潮的经济理论。
我们这些学生当时有的刚二十出头，有的还不到二十岁，因而对这些东西似懂非懂，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学习。
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开门办学，学生要走出去在实践中学习，所以学校安排了很长的在实践中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去学工和学农，向工人和农民学习政治经济学。
学工我们选择的是西安火柴厂，这个厂子是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北地区用的火柴基本都是它生产的，后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中才慢慢被改变成为国有的。
在西安火柴厂学工主要是要搞清楚资本怎么样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厂子派了一位新中国成立前是这家厂子的总工程师的人来给我们讲，但这个人只讲了新中国成立前这家厂子的技术状况和生产规模，别的什么都不讲，当问到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时，基本上一问三不知。
老师将这个人打发走了以后，我们班的团支部副书记说，这个人可能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所以不讲。
后来厂子又给我们派了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的老工人，让他给我们讲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的事情，这位老工人开始只是念毛主席语录，后来当讲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问题时，竟然说多亏西安火柴厂招收他当了工人，他每个月才有了几块“大洋”
的收入，就靠这几块“大洋”
使自己的弟弟读完了小学，而且还时不时地在讲话中夸几句他当时的老板，说老板对工人如何如何好，如何到车间来同他们一起干活，如何辛苦，等等。
我们只好中止了这位老工人的讲话，他走了以后我们班长说，这个家伙可能是个工贼。
后来学工活动就不了了之了，临离开厂子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弄得太清楚资本剥削劳动的问题。
学农我们是选择了西安郊区的一个村子。
学农主要是理解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尤其是要搞清楚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如何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逐渐向大队所有和公社所有过渡，最后实现全县所有的远大公有制目标。
当时村子为我们派了一位老贫农，讲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老贫农讲着讲着，竟然说，新中国刚成立那一阵子，我们分到了地主的土地，那个心情就别提有多畅快了，生产干劲十足，许多人天刚一放亮就下地干活，天完全黑了无法干了才回家，那几年每家都有余粮，日子开始富足了。
但是后来又不得不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直到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了集体化以后，人慢慢开始变懒了，没有人好好干活了，到了60年代就开始饿肚子了。
我们听着听着似乎觉得人民公社搞坏了。
后来我们又对庄稼地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发现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要比生产队的庄稼好，我们让村里的领导给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村领导说这就是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
，就是小农自私自利意识的反映，最后都要被割掉和消灭掉。
我们班一个同学感慨地说，全国农民都有这种“尾巴”
，而且长得还很结实，我们怎么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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