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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信贷性消费需要有规范的运作程序和制度，重点是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严防欺诈。
美国的住房信贷之所以演变为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其运作的每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危机和欺诈的风险。
从美国的教训来看，信贷性消费所依赖的信用链条不能太长。
如果太长，信息就难以对称，当事者的利益约束就会软化，而且所有当事者都会试图转移风险，使风险失去有效约束，这就为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欺诈创造了可乘之机，最终会引发由信贷性消费所引发的金融危机。
同时，“金融杠杆”
的使用度必须要受到约束。
“金融杠杆”
的使用度太高，就会诱发人们贪婪的本性和整个社会浮躁的趋向，从而会形成危机产生的社会条件。
一般来说，在信贷性消费规范运作的条件下，当事者会受到有效的利益约束，他们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偿还能力而无限度地使用信贷性消费，从而会使信贷性消费建立在可偿还的基础上，从而不会因为某个信贷环节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因此，信贷性消费主体的有效利益约束，是保证信贷性消费正常运转的首要条件。
我国目前已大幅度降低购房的税费，而且信贷性购房消费的条件也比较优惠，但是为什么人们购房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房价太高，过高的房价使得即使在银行提供优惠性购房信贷的条件下，最终也还是要购房者自己还的，因而即使购房信贷条件再优惠，消费者也不会贸然用购房信贷来购房。
由此可见，在过高的房价不回归理性的条件下，试图靠信贷性消费启动房地产市场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些人过于天真，以为只要大力推进优惠的购房信贷，就可以救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在房价不回归理性的条件下，再优惠的购房信贷，也不可能救房地产市场，因为利益机制在这里会充分发挥作用的：购房者首先考虑的是房价是否合理，而不是信贷条件是否优惠，因为再优惠的信贷条件，贷款最终还是要贷款者自己偿还，偿还能力是最终的约束条件。
因此，在房价过高以至脱离人们的现有收入水平和预期收入的条件下，是很难运用信贷性消费来启动房地产市场的。
我们为了启动房地产市场，曾经讨论过放开第二套住房信贷的问题，似乎只要放开了第二套住房信贷，就会启动房地产市场。
实际上，在房价过高，房价没有回归理性的条件下，即使放开第二套住房信贷，也是难以启动房地产市场的。
因为人们在房价过高的利益制约下，是不可能通过信贷方式实现住房消费的。
因此，信贷性消费是有条件约束的，这个条件就是人们的利益承受能力。
信贷性消费可以帮助人们打破现有收入的约束，在现有收入无力支付房款的条件下，可以用未来预期收入支付房款，但如果房价远远超过了人们未来收入的支付能力，那么信贷性消费对住房消费就丧失了应有的带动功能，就不可能推动人们的住房消费。
信贷性消费调整的只是收入使用周期，将未来收入用于现有购买，但信贷性消费不可能减少人们消费的货币支付量，而且还会因为支付利息而增加人们消费的货币支付量，因而信贷性消费最终还是要受制于人们的承受能力的。
在房价不回归理性的条件下，信贷性消费是不可能救房地产市场的。
当然，提所谓的放开第二套住房信贷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对于信贷性消费来讲，强调的是贷款者的信用程度，只要贷款者有还款能力，那么无论他要买多少套房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银行都是应该贷款给他的。
银行无权不给有偿还能力的信用度强的人贷款，因而这里的关键是贷款者的信用度，而不是看他到底拥有几套住房。
那些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即使是买第一套住房，银行也不能给他提供贷款，因为解决这些人住房问题的办法，不是靠信用性消费，不是靠银行贷款，而是靠政府，靠政府的保障性福利住房，我们不能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和社会保障制度混为一谈。
穷人是不可能靠信贷性消费而有房住的，穷人住房是依靠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市场和政府是各有其责的，我们不能将政府的责任转嫁给市场。
从这点出发，我认为现在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办法，是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我们不能仅仅试图依靠信贷性消费而启动经济。
保障性住房投资，既可以加大对与房地产相关产业的拉动，又可以使低收入者将其收入用于住房以外的消费，而不是因为想购房而约束别的方面的消费，这对市场需求的启动也有意义，因而我们应该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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