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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收入差距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切不可盲目将不应比较的收入放在一起胡乱比较，这样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四，公平是与法治社会相统一的。
在讨论收入差距，进而评价社会公平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法治意识。
所谓法治意识，就是要承认所有的合法性的事实。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讨论收入差距，从而评价社会是否公平问题的时候，要看人们的收入是否具有合法性，在法治社会条件下，人们评价收入是否公平的标准就是法律，所有合法性的收入都应该是公平的，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只要合法，就是公平的，不能将合法的高收入看成是不公平的。
收入的公平性不在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收入是否具有合法性。
影响人们收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收入必须合法。
公平性与合法性是相统一的范畴。
因此，我们只有将法治观念引进社会公平问题的时候，才能真正分清何谓公平，何谓不公平。
离开法治标准，实际上是很难讨论社会公平问题的。
社会公平以法治为基础。
以合法性为准则。
因此，社会公平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而且即使就是道德问题，也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合法性与道德状况也是相统一的，例如合法性的道德习惯就应该称之为有道德，要将道德放在法治的基础上。
总之，不能离开法治而讨论社会公平，合法的就是公平的。
4.有效关注民生
新体制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竞争与效率规律的作用，必然会产生像企业破产和个人失业这类传统体制所没有的现象，因而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新体制没有像传统体制那样关注民生问题。
所以这些人把忽视民生的帽子戴到了新体制头上。
其实这是不对的。
新体制下所发生的破产和失业，并不是新体制带来的，而是因为有些个人或企业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了，被“罚下场了”
，问题在于被罚下场的人和企业，而不在于新体制。
因此，我们现在强调和关注民生，并不是说新体制就有悖于民生，而是指新体制在进入磨合期后，民生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新体制本身所具有的关注民生的内在要求，这时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因此，不能将新体制与关注民生对立起来，而是要看到它们实际上是相互融合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一，新体制为关注民生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没有新体制的建立，我们就不可能有能力真正关注民生问题。
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民生问题实际上是最糟糕的，许多人吃不饱和穿不暖是正常情况，甚至出现过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传统体制下的民生问题为什么搞得如此不好，就是因为传统体制不仅使国民经济严重缺乏活力，而且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从而使我们长期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关注民生的物质基础和能力。
而改革开放以后，新体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和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得我们真正有能力关注民生问题了，例如像取消农业税，为弱势阶层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这些关注民生的举措之所以能够实行，就是因为新体制为我们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因此，只有新体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才能使民生问题不断地得到有效解决。
第二，新体制本身就包含了对民生的关注，新体制并不排斥和损害民生问题。
例如，市场经济虽然强调效率原则，但同时也强调社会保障原则，因而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体制就越健全。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社会保障体制几乎是同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地完善的。
因此，关注民生也是新体制的必然要求，我们现在完善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关注民生问题。
为此，我们应该注重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完善教育体制，完善收入保障体制，完善再就业体制，完善住房体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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