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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卡赫赫”
，还是大小不一、材质各异、出土地点不同却同样有着硕大**、强大**的女性雕像，都充盈着原始生命的张力，她们本身就是自然自由的存在，是女性自由与自然自由的合一。
侗族的始母“萨天巴”
，她生天地，育人类，化万物，是人类与自然的伟大母亲，而这一位母亲身上又有着明显的动物的特征。
侗族史诗唱道：“萨天巴有四只手，一掰开万丈长，萨天巴有四只脚，横行直走无阻挡，萨天巴两眼安千珠，放眼能量百万方。”
“住在荒凉的天空中，八面张起银丝网。”
这是典型蜘蛛的形象。
再以民俗学的材料来验证：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大寨杨姓侗家人，婴孩们出世后，在第一次参加的祭祖仪式中，当祭师唱诵《嘎茫莽道时嘉》时，取出用枫叶之类诱集的一只只红、白、黄色的幼小蜘蛛，装入布袋系于每个孩子的心口，说是萨天巴赐给了灵魂，保佑孩子聪明灵俐、健康成长。
为病者喊魂时，也必须找到一只蜘蛛，装入布袋系于病者心口，说是萨天巴为他找回了灵魂，保佑他早日康复。
侗家偶尔见到蜘蛛含丝下垂，便认为大吉大利。
侗家对于不结网的金斑大蜘蛛（侗语名称“萨巴”
），尤为尊重，说它是萨天巴的化身，人的手指不得对它乱指。
[1]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始母“萨天巴”
是由两种身份化合而成，一种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一种作为蜘蛛的图腾形象，在创生生命过程中，两者身份始终是胶粘在一起，“萨天巴”
是女性，也是蜘蛛。
我们再来看在多个民族广为流传的人类始母女娲。
女娲的特征或是与蛙的动物特性相联系，或是人首蛇身与蛇的特性相契合，创生人类与万物生命的行为始终由具有女人特质的女娲和具有动物特质的女娲共同完成。
苗族的始母“蝴蝶妈妈”
则是枫树中走出来的，具有树的特性，正如《苗族古歌》所唱的：“还有枫树干，还有枫树心，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古时老妈妈。”
意思是说，枫树干和枫树心生出了“妹榜妹留”
。
“妹榜妹留”
是苗语，翻译成汉语即是“蝴蝶妈妈”
。
这样，始母“蝴蝶妈妈”
化生的苗族便有着两种亲缘关系，一是源于女人，一是源于树，因此，现今各地的苗族仍保留着枫树的图腾崇拜的习俗，他们建房的时候必须用枫木做中柱，象征着祖先神灵的庇护。
其他民族的大母神也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女性与自然（动物或植物）合一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在中国最早的女神——大母神或是人类始母，一开始就与动物或是植物纠集在一起，或者可以说，这些大母神本身就是女人与动物（植物）的共同化生，即是万物生命的形成，包括人类生命的形成，始终是人类与自然界共同的精美杰作，或者说，女性与自然在生命的最初处与最本质的功能上是不可分或者是合二为一的。
这便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审视中国神话，显现于世人面前的第一个特点。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审视中国神话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双性同体或是两性崇拜神话思维的长期延续。
中国从大母神崇拜时期过渡到双性同体或者是两性崇拜时期后，这种深植于神话思维的长时间存在并相对固化，影响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走向。
中国神话中双性同体与两性崇拜强调男女在化育生命中的作用，并且强调这种作用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是两者和谐合力的共同结果。
当这种思维扩展到人之外的整个世界，便形成了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与统一，正如这一时期两尾相交、手托日月的伏羲与女娲，是在承认男与女、人与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彰显出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就应当像中国太极图中的黑与白、阴与阳一般的交融、统一、互渗、运转不息，共同形成了生机勃发的宇宙世界。
乃至今天细读《易经》的卦象爻辞，仍不难发现这种双性同体文化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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