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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时世间秩序的最初奠定”
既是神话秩序，也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原初秩序的建构与确立，其中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的奠定在神话中占有重要的内容和独到的地位；第二，尽管神话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虚构的，或者与科学、历史不尽相符，但它所奠定的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神话秩序）却具有越来越被现代人认识和敬畏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影响；第三，神话奠定的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神话秩序）与美善相联系，是意义世界与秩序世界的融会贯通。
在对神话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审视和认识中国神话，发现对中国神话的界定与认识的过程，即是中国神话研究不断发展走向自我的过程。
中国神话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走向成熟，对中国神话的内涵、范畴、特点等相关认识也不断地超升和发展。
神话研究原本属于西方文学研究的范畴。
18～19世纪，西方神话学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一时期它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视野，将西方以外的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古典神话和原始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和全面比较的视野之中，并形成比较神话学。
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西方神话学家率先关注了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了先驱性探讨。
如1875年伯诺翻译了《山海经》的《西山经》；1892年俄国学者格尔吉耶夫斯基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把中国当作历史人物的远古帝王如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禹等解释为民间神话形象，等等。
而中国神话的发轫，并不是直接源于西方国家，却是在邻国日本的影响下产生的。
日本明治维新后，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学者开始进行神话学研究。
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中，第一次将“神话”
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学术理念之中。
[9]同年，由日文翻译过来的一些著作中也相继出现了“神话”
和“比较神话学”
一类的术语。
此后逐渐推广，为学界所接纳和使用，并涌现出鲁迅、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一大批颇有建树的中国神话研究者，尤其以茅盾的成就最为突出。
1929年，茅盾发表了《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用汉语探索中国神话的学术著作。
此后，中国神话研究不断发展，出现了袁珂、王孝廉、叶舒宪等一大批优秀的神话学家，并在融汇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系统复原了中国神话的内容体系，这其中包括对“中国神话”
内容与范畴的厘清。
由于中国神话学发轫于日本，而日本的神话研究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这样对中国神话的探讨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或日本的神话相比较。
“日本神话作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神话体系，对应着国家形成的各个阶段，而包含着时间性的层序关系纵向展开的故事群。
其他的神话体系如希腊神话、日耳曼、凯尔特等西欧各民族神话，则是网状展开的空间性横向组织的体系（神谱）。”
[10]因此，在西方神话或者日本神话标准的观照之下，松村武雄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也产生神话，却是不发达和不标准的，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神话的“荒漠”
和“不毛之地”
。
这一观点对中国的神话研究影响至深，并长期在神话学论说中占据支配地位，甚至至今仍有部分研究者如此称道。
这种认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基于部分学者把中国汉族的文字文献中流传下来的文本神话当成中国神话的整体，而忽略了对口传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与关注，因而得出中国神话零碎、散佚、缺乏内在逻辑和系统的谱系观点。
近年来，在叶舒宪等一批神话学家的努力之下，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在学术界逐渐得以匡正，并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中国作为多族群文化的综合体，神话的命题比汉民族神话的范围要大得多、广得多。
中国神话其内容既包括汉民族神话也包括少数民族神话，其形式既包括文本神话也包括口传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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