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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而这个人就是范钦。
作品对范氏家族数百年历尽艰难困苦保护文化的历史传奇的书写，不仅推出了范钦及其范氏后代的雄奇不凡的人格，也重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艰难与传奇。
都江堰和李冰，已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常识内容，而余秋雨却第一次把“都江堰”
看做“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
。
“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
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与濡养。”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
说的近一些，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而这个工程的创造者李冰，也仅仅只是一个郡守。
“他大愚，又大智。
他大拙，又大巧。
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到最澄澈的人类学思考。
他没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
作者在对都江堰意义与价值的重释中托出了活生生的李冰——一个人神兼具、平适可亲的新形象。
《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余秋雨对传统的“民族正统意识”
给予了严肃的检视。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指狭隘民族主义——笔者注）产生警惕。
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
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余秋雨强调，需要肯定的是“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汉族当然非常强大，……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
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5]康熙盛世之基的奠定正是这位卓有见识的帝王“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的传统文化！”
（《一个王朝的背影》）康熙对本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认同感，使两种文化在交织融会中发展，最后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大民族文化，一种欣欣向荣的健康的文化生态逐渐形成。
四、古今对比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感兴抒情相结合的艺术特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型冲突和精神重建，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文化失范与精神冲突日渐鲜明。
根植于“拜物教”
土壤之中的西方商品意识在中国的泛滥，官商勾结、腐败丛生、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由社会公共领域和权力领域失信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意识淡漠、公序良俗败落、人格趋向卑微、文明建设陷入困境。
正是这些现实的困惑与危机，促使作者开始了寻找文明真谛的苦旅，也是余秋雨运用“古今”
对比、“中外”
比较的用意所在。
《道士塔》里王道士的愚蠢行径，在世纪末的中国现实生活中，不但延续着，而且演变为盗掘古墓、偷窃文物、为盖房不惜毁弃文化遗迹甚而大肆倒卖的暴行；《莫高窟》的独一无二的价值申述，暗含着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罔顾文明建设的质疑与责难；《柳侯祠》《庐山》等篇章中对于古代知识分子人格与价值的颂扬，无疑是对现时代在“工具理性”
、“科技理性”
牵导下“人文精神”
败落的有力批判；《都江堰》中李冰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基层官员为民造福、恪尽职守的所作所为，映照出今日腐官庸吏的猥琐无行与昏聩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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