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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
说这是一种逃避也可以，但郁达夫敢于把这种逃避的赤诚向人托出，其内在指向恰是与逃避相反。
游记中于山水指点间所不时流泻的感伤、苦闷与激愤欲向世人证明，尽管30年代初期的郁达夫遭到了许多的误解，但他并不改初衷，在孤苦的咀嚼里继续着他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独特思考。
他的“感时忧世”
正是他全部散文创作的文心。
醉心山水是为了“啸傲于虚空”
，个人情感特征无处不在。
从这些游记看，郁达夫一方面感到适闲游冶本是富贵者事，游山逛水寻求的是乐，但其实他始终未能从中感到真正意义上的冶性逸情。
为忘忧而出游，到头来却无以脱俗忘忧。
他所自觉遵循的“人性、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原则得到了更加圆满的体现。
他不避讳借“官力”
而游浙东浙西、乃至福建之行，但他并不因此放弃伤时感愤的人生真诚。
郁达夫在《〈达夫自选集〉序》中说：“散记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说，平生最爱读一类书，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
如此心态下的文字结晶，即便是记游文，也让人感到愤懑之情透露在字里行间。
在看似闲淡的游记中，郁达夫把自己或激或愤的感情压进山水间，近观山水，遥想人生，方志、传说、轶闻逸事、同游者的片言只语，总拢于“我”
立足自然而冥思社会人生的情绪流程里。
融情于景，藏感于物，一切景语皆情语，外表的客观沉静，却难掩文心深处奔突的**。
从郁达夫游记创作的意境来看，作品中少了些前期名士般的狷狂，而变成了指点江山、六经注我式的潇洒。
游记文大多兴到笔随，兴尽篇止。
游程线索常若有若无，“我”
亦若有若无，我们只可在叙述的过程中看到那意味中的“自我”
与“线索”
。
这正是郁达夫自己所说的“细、清、真”
的境界：清表现于山水之间我物两融而又不失自我色彩的错落有致上；真则既有游踪所至写实的外真，又有内在感慨点缀其间的“自我”
的内真；而细则在以细做真，以真衬细，真细相织之间，因而遂成“清逸”
之境界。
显然，到了30年代，半世飘零及生活的宽裕正渐渐改变着郁达夫的人生态度。
他也许已经意识到狂热的呐喊已不足表呈内在海样的忧患，沉重的思索驱迫着主体须在文体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苦闷之状犹前，感伤之情日深，激愤之心愈炽，但表现的形式完全变了。
连续的追求失望把他推入对人生、现实的沉重思考之中，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他对天人关系的再审视，不能不牵扯到他行文运笔的审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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