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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八骏图》《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中，沈从文借由城市人丑行陋态穷形尽相的绘写，对现代城市文明作了毫不容情的批判，这一批判，又主要寄寓在直陈事相所形成的超然物外的讽刺之中。
《绅士的太太》以类乎实录的笔法叙述了几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交际往来。
绅士背着太太与情人幽会，太太尾随跟踪盯梢。
绅士家大少爷与三姨娘**，绅士太太不仅不干涉，还为他们包庇隐瞒、牵线搭桥，只为收取礼物和钱财，甚至还享受着大少爷对自己的调戏。
所谓的城市“高等人”
，就是这样一个荒**无度、虚伪自私的群体。
他们有光鲜的外表、体面的身份，看似彬彬有礼却道貌岸然，灵魂与人格早已朽败。
《都市一妇人》中湘西女子的漂泊人生和悲剧命运，自其进入城市的一刻起便已注定。
在城市这一欲望的策源地，她注定要沦为各类男人的玩物，在情人、姨太太、妓女、交际花的身份变换和命运浮沉中，自身最终被城市改写为一个残忍与自私的女人。
沈从文对城市的排斥，与其对“乡下人”
习性的固守与认同直接相连。
他曾自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
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8]笃信乡村与城市是截然分立的二元，难免导致沈从文以城市边缘人即“乡下人”
的视角来审察城市，以此显影城市人林林总总的病象，而对城市人病象的专注与厌弃，又必然反过来强化沈从文对乡村的憧憬，对乡下人的由衷赞赏。
为了显示他所属意的乡村世界，沈从文在城市叙事之外，更加用力于乡村小说创作，书写乡村（主要是湘西边地）可以说占据了沈从文创作的主体部分。
这些小说的主调在于对湘西世界的倾情赞美，既精心绘制湘西优美如画的自然图景，也用心还原活色生香的湘西风俗，更悉心状写湘西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9]自然流露是沈从文一贯倾心的艺术风致。
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在乎传统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特定性限制，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大场面；也不在乎情节结构和矛盾冲突的制约，而是淡化冲突，突出人性，引导人们去沉思一种自然的人生方式。
他的小说结构往往移步换景，景到人到，在自然的环境中生成人物的性格。
恬静自然、清澈和谐的环境与纯朴自然、活泼健康的人物性格相映生辉。
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是表现人生的偶然性。
过去，湘西还是一个通往古夜郎国的边关要塞、军事重镇，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和父亲都是军人，母亲也在军队中长大，沈从文从十五岁未满开始行伍生活，他的行伍生活来自家庭传统因素。
行伍的生活，残酷而血腥，让他感受了太多人生的偶然与意外、生命的自然与顽强，这种生命意识无处不在地渗透在作品中。
进入城市，挤入文坛，又经历了中日战争，血雨腥风，人生坎坷，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培育了独特的人生理念。
他认为人生是一种偶然，偶然的情感影响了他的人生，也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念。
如《长河》的题记：“用辰河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用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其中，作家试图在明朗的自然景物中生长起来的“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
里寻觅希望，但“人事上的对立”
和“人事上的相左”
，特别是面对“地方特权者”
的时候，作家只能以“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
来安慰心灵的“沉痛感慨”
。
《长河》是沈从文严肃讨论人生与人性，贴近于现实的小说，如果要说《边城》是沈从文所构筑的心梦，那么《长河》则是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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