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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犁为代表的京津冀作家群，则更多的是以其作品所反映的区域特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农村小说”
作品，大多将农村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为叙事中心，聚焦于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宏大叙事，相对淡化了对乡村社会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书写以及对家务事、儿女情之类的日常生活内容的关注。
作家的叙事态度有别于现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批判与诗意情怀，而是全身心地深入到农村生活实际当中，虔诚地向农民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作家采用平视甚至仰视的姿态描写农民，以农民自身的感觉、立场、观点去描写农村社会现实。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悲剧意蕴与牧歌情调让位于当代农村小说的喜剧气氛与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的农村小说在语言上追求民族化、群众化、大众化的风格，形成独具地方色彩与生活气息的话语特色，如柳青融庄重与诙谐、严正与抒情于一体的叙述语言；赵树理在广泛吸收群众口语基础上所创造的通俗活泼、简洁生动、朴素幽默、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特色；周立波将具有湖南山乡地域色彩的方言俗谚与书面语的清丽俊雅相结合所形成的略带幽默、轻松的叙事语调，等等。
“农村小说”
的人物形象群落，大致可分为新人形象、中间人物形象、普通人物形象和反面人物形象四类。
“农村小说”
作品首先着力塑造的是富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形象，如王金生、王玉生、范灵芝、王玉梅（《三里湾》），梁生宝、徐改霞（《创业史》），邓秀梅、刘雨生（《山乡巨变》），李双双（《李双双小传》）等。
这些人物的思想与行为，因为与时代的政治要求相一致，常常被视为主要人物或英雄形象。
“农村小说”
作品塑造的最为生动而又性格鲜明、意蕴丰富的人物，是那些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在进步与落后两种思想之间徘徊的、精神性格相对丰富复杂的“中间人物”
形象，如赵树理作品的“小飞娥”
、“糊涂涂”
、“常有理”
、“能不够”
、“惹不起”
、“小腿疼”
、“吃不饱”
；周立波描摹的“菊咬筋”
、陈先晋、“亭面糊”
；《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世富；西戎笔下的“赖大嫂”
等。
他们皆以其独特的个性、复杂的情感与丰富的人性内蕴，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在“农村小说”
中，新人形象与中间人物形象，可以作为对衬式存在加以理解。
农村新人形象多数属于作家按照文艺政策的要求倾力塑造的对象，而中间人物则是作家多年生活、情感、艺术积累基础上的艺术创造。
与作家对农村新人肯定与歌颂的情感倾向不同，中间人物思想性格中落后的言行则是作家批评与否定的东西。
显然，农村新人与中间人物其符号意义分别指向农村历史发展新方向和旧传统的维护者；农村新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集体本位的大公无私，正好与中间人物以家庭本位的自私自利性形成鲜明对比；性格思想上的单纯和明朗无疑是农村新人的鲜明特征，而中间人物精神性格则是以其丰富和复杂引人注目；如果说农村新人在精神气质上代表着本时期文学的政治高度，那么，中间人物无疑则体现出本时期文学人物塑造上的艺术水准。
这些“中间人物”
之所以塑造得比较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作品写出了他们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与传统文化、伦理、制度的多重联系。
旧社会痛苦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使其萌生摆脱贫穷压迫想翻身的冲动，新社会给他们提供了翻身做主人的历史机遇，但是传统社会“被精神奴役”
的创伤也使其一时难以走出“旧”
的阴影，以旧的眼光看待新的时代与新的事物。
他们无法像年轻人那样很快地适应时代的变革，而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变革感到无所适从。
于是就有了他们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坚守，对新时代的合作化运动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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