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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戏仿与文本的拼贴上，利用历史的考据推理和臆测想象制造一个瑰丽灿烂又似是而非的家族神话。
叙事的可信与否代替了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历史可以用小说的方法来创造。
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以家族史的形式书写两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
同样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祖父活得顶天立地，死得慷慨壮烈；而父亲却在50年代后的政治运动中消磨掉志气与锐气，变得卑怯懦弱，逆来顺受，当从银幕上看到日寇屠杀的情景想到惨死的祖父深受刺激而永远倒下。
小说运用交叉叙述将抗战时期和“文革”
时期、祖父和父亲，不同时代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及人格精神展现在读者眼前，祖父面对日寇英勇就义的凛然正气和摔死在影院门口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以冷峻的眼光透视祖父、父亲代表的两代知识分子群体，赞扬祖父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气节，对“文革”
中以父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做出剖析与批判。
新历史小说颠覆以往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一元论神话，反叛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观念与写作规范，将历史人物还原为具体的、真实的个体，表达作家对历史与人的独特思考，在创作方法上进行多样探索，这一切给文坛带来思想上、艺术上的新的活力。
90年代以来成绩卓著的历史题材创作不能说全是新历史小说的延续发展，但受其影响则是客观事实。
这一切都昭示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价值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新历史小说首先是在反叛革命历史小说这一向度上确证自身价值的，读者也需将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对读”
，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历史小说的特征、成就及地位。
如果抽去革命历史小说这一“前文本”
，孤立地看新历史小说，它在历史观、文学观及人的表现上的偏颇便会暴露无遗，这些偏颇也会给读者以误导。
比如历史虚无感的渲染。
新历史小说大都反叛历史真实性、必然性及发展观，强调历史虚构性、偶然性及循环论。
这种解构有时未免矫枉过正，甚至一些作家完全抽空历史，将历史等同于任自己操控的游戏乃至儿戏，极力渲染历史虚无感，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根”
的漂浮感与失重感。
如何站在新的高度来诠释历史，在颠覆旧的历史观念的同时努力建构新的历史价值观，应该是新历史小说作家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人的主体性的削弱。
新历史小说努力剥离人的历史的、阶级的属性，驱除意识形态附在人身上的油彩，重在表现本真的人性及欲望。
个体生命、欲望、命运无常、存在的荒诞等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关的生存场景往往以偶然、断裂、模糊、神秘、荒诞、悲剧的面目呈现。
在这种背景下，人成为苦苦挣扎却难逃命运捉弄的无助的个体，人的一切努力似乎只能确证自身的渺小与失败，主体性被大大削弱。
这同样是一种有害的观念，不能视为历史存在与人的存在本质。
最后是文学“神性”
的淡化。
新历史小说反叛革命历史小说的昂扬乐观基调与理想主义情怀，努力展现历史的颓败与荒凉，人的孤独与弱小，世事无常与命运难测。
在这种展现中，读者看到作家所理解的一种冰冷的真实、冰冷的人生，缺少文学的“神性”
、“理想性”
给予人类心灵的温暖与安慰。
无论是新历史小说作家本人还是笔下的人物，在认识到历史与人的悲剧性处境，并把这种悲剧性处境表达出来的时候显得过分游戏与冷漠，缺少“绝望中反抗”
的执著与坚毅。
在完成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拆解与颠覆之后，新历史小说的探索道路越走越窄。
90年代初、中期，新历史小说在远离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娱乐与游戏倾向越来越重，新历史小说的“新”
已经难称得上有多少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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