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文学

第三 各类创作的成就及其特点(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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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官场小说以封建王朝历史作为叙述的资料,展现封建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虽在叙述中引入了一定的现代性观照,但总体上重在表达皇朝观念。

而以当代社会为题材的官场小说,则将官场的权力斗争与民生疾苦相结合,在对于官场人生表现出悲悯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生成官场生态的体制框架予以认同。

官场小说在手法上吸收影视艺术的画面和对话叙事。

描写90年代中国深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与社会问题的作品,如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麦河》、许春樵的《找人》、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凤凰琴》等可称之为“新革命现实主义”

小说。

这些作品大多以乡镇小官僚或底层人物的生活为焦点,在朴实的叙述中展现社会基层的小人物(小官僚、下岗职工、乡村教师、农民)艰难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于苦难的担当和分享。

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又蕴含着人道主义的悲悯、宽恕和谅解。

“女性小说”

也是90年代文学的一道风景。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应该始自舒婷的《致橡树》等诗作,但真正引起注意的却是由王安忆发表于80年代中期的“三恋”

(《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而起,不过真正大胆主张女权观念,深度叙述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却出现在90年代。

带有传统现实主义特色的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是《长恨歌》(王安忆)、《麦秸垛》《无雨之城》《大浴女》(铁凝)、《情爱画廊》(张抗抗)、《扶桑》《人寰》(严歌苓)等。

其中《长恨歌》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代表作。

小说在长时段的现当代历史中,叙述了女人王琦瑶与城市的关联以及遭遇。

她的另一部小说《纪实与虚构》则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两个虚构的世界,将女性自我放置在“纪实”

和“虚构”

两种可能之中来叙述她的存在。

铁凝等人将女性放在宏观历史的视域下,来表现女性内在的精神创伤。

而晚生代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坤的《狗日的足球》、虹影的《嘴唇里的阳光》等作品则倾向于叙述女性私密的生命经验和成长史,喜欢在独语呢喃中暴露女性的躯体与欲望,以及对于父权制文化的不满。

此外,90年代所谓“新生代小说家”

也值得注意。

其代表作——朱文的《我爱美元》《中国人民是否需要桑拿》、毕飞宇的《推拿》《哺乳期的女人》、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曾引起文坛关注。

二、诗歌

(一)“诗歌”

在“十七年”

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对五四以来中国白话新诗所形成的各种风格类型的重新选择基础上取得的。

以郭沫若、艾青为代表成熟起来的现代自由体诗传统,得以有效承续,被新时代诗人们赋予昂扬奔放的格调,形成“十七年”

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政治抒情诗”

,涌现出一大批诗人,郭小川、贺敬之在此类创作方面成绩明显,影响广泛。

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晓雪(白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汪玉良(东乡族)、木斧(回族)、哈拜(锡伯族)、库尔班·阿里(哈萨克族)等也是这一诗潮中的重要诗人。

“爱情诗”

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上并不受到鼓励,但浸染着时代气息的爱情表达并没有断绝。

尤其是少数民族诗人,由于深受本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爱情书写在这一时期依然是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内容,对“十七年”

诗坛产生了相当影响。

闻捷的“爱情诗”

创作,就颇受新疆地区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诗人创作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实际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他的此类诗作有意借鉴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诗歌艺术手法,着力描写青年男女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甜蜜爱情,内容健康、格调清新,散发着特定时代的青春气息。

少数民族诗人在此类诗歌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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