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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诗歌，力的律吕”
带给人宏阔的意境。
独特的自由诗体，可以看做其诗作在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
自由诗体的引入打破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格律的束缚。
它首先是诗人个性精神解放的体现。
郭沫若反对刻意雕琢和矫揉造作的诗风，主张诗要“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
“自然流露”
，达到“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
。
[1]他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2]。
因此，《女神》中诗情炽热，诗句如脱缰快马，高低缓急，任意挥洒。
其次，自由诗体的丰富多样。
《女神》中有短至3行的抒情短章，也有长达300多行的诗剧。
分行整饬参差，换韵自由。
总的说来，郭沫若的诗歌并非无规律的自由，他力求在诗节、诗行、韵脚方面保持形式的和谐，以情绪起伏节奏支配诗行的运行，力求具备“内在的节奏”
[3]。
《女神》既汲取了外来诗歌形式的养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情韵和风采。
第三方面表现为雄奇狂放的诗风。
郭沫若曾将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诗的修养时代”
，主要受唐诗中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及白居易等诗人的影响；“诗的觉醒期”
，喜爱泰戈尔、海涅的时期；“诗的爆发期”
，大力借鉴惠特曼、雪莱等诗人的艺术风格。
《女神》诗风的形成，也受到了中外诗歌的多重滋养。
郭沫若欣赏雪莱的杂色风格，“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
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4]。
郭沫若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广泛借鉴中外文学之优长，形成自己雄奇狂放的艺术风格。
《女神》的雄奇狂放风格有两种情形。
首先，《女神》中同时存在着清丽与奔放两种特征的诗作。
例如第三辑中歌唱自然的小诗《雾月》《晚步》《晨兴》《鸣蝉》《晴朝》等，可能是诗人“觉醒期”
的诗作，主要受泰戈尔诗风的影响，清丽淡雅，其中也含有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的风味和意境。
而创作于“爆发期”
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匪徒颂》《巨炮的教训》等，主要受惠特曼、雪莱激越奔放的诗风影响，刻意追求狂放。
其次是两种风格杂糅于一体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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