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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
崛起，以其意象的心灵化、陌生化、隐喻性和组合方式的独特性以及语言的新异性，构成了当代诗歌一道别致的景观。
意象的革新是“朦胧诗”
实现艺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主流诗歌的意象承载着巨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压力，使得意象所指凝固化和空洞化。
“朦胧诗”
写作者为了摆脱诗歌意象内涵贫乏的困境，他们极力张扬“诗是诗人心灵的历史”
的诗歌理念，努力重建意象与个体复杂而隐秘情思之间的内在关联，修复意象的隐喻功能。
黄翔的《野兽》这样写道：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在这首诗中，“野兽”
意象的象征意义不再锁定在“阶级敌人”
或“反动派”
上，而是指向充满恐怖与暴力年代人性泯灭的现实以及被强权奴役和异化的心灵。
“野兽”
意象是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年代人性“恶”
的一种隐喻符号，隐藏着“觉醒”
个体对历史的**控诉与理性反思。
“朦胧诗”
中经常出现的坟墓、鲜血、疯狗、黄昏、雨夜、孤儿、秋天、阳光等意象都折射出一代人那迷茫、痛苦、期待与欢欣交织的复杂心路历程。
“朦胧诗”
的艺术革新的另一重要表现在于陌生化意象的运用。
在1949—1976年，诗歌世界里出现了一批诸如红旗、圣地、太阳、向日葵等象征崇高和圣神的意象，这些意象受意识形态的制约，其内涵与意义基本被锁定且渐趋固化。
“朦胧诗”
诗人在意象的运用上着意打破意象“板滞化”
僵局，采用“陌生化”
的方式为意象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以“太阳”
意象为例，在毛泽东时代“太阳”
意象一般象征领袖、光明、幸福和希望，而朦胧诗人却对这一意象进行有效颠覆和彻底解构。
如北岛的《结局或开始》：“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这里“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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