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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文学理论和哲学等领域爆发了多次具有火药味的论争，主要有：哲学和文学上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论争，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主义论争，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派”
的论争[2]，等等。
而涉及具体文学作品评价的论争更是数不胜数，较有影响的有关于“朦胧诗”
的论争，关于小说《班主任》《晚霞消失了的时候》《离离原上草》《人啊，人》的论争，关于电影《苦恋》的争论与批判等。
这些涉及具体作品的论争往往与哲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论争交叉融合进行。
这些论争总体上具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征，既有同质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也有不同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
但仅有一部分论争的内容涉及文学的本体方面。
这些论争在导致政治桎梏和文学表现禁忌的崩溃的同时，使得文艺领域所形成的新的审美价值观念日益获得社会和文学艺术界的认同。
与这一改革开放时代政治相呼应的，是文化的活跃和文学的繁荣。
包括被放逐和坐牢的大批作家、从下放地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
等，都投入到满怀**的文艺创作之中，文学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跃、丰富的局面。
文学史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
，亦称“80年代文学”
。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80年代文学的前期和中后期存在不少差异。
1985年前后，中国社会涌动着强烈的新变诉求，推动着“改革开放”
进一步深化。
在广泛的文化领域，域外（包括港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日益发生着影响。
文学、哲学、史学、美学等领域迭次出现了“新启蒙”
、“文化热”
、“方法论热”
等热点。
一些小说作家提出了“文化制约着人类”
的命题，主张文化应该“寻根”
[3]；刘再复提出了文学“主体性”
的命题[4]，并引发争鸣；文学应该“怎么写”
引起了关于文学“形式”
的价值、意义和作用的讨论。
1985—1986年被称为“方法年”
、“观念年”
，接受美学、符号学、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甚至自然科学界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被引入文学批评的领域。
综观这一阶段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有关文学艺术本体的理论和方法备受重视，甚至给人以技术主义的印象。
尽管如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给予中国文化和文学创作以极大的启迪。
政治意识形态的**，刺激着人们在文化方面的更大胆的想象，也鼓励着作家在主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之外做更大胆的尝试、试验，以至于冒险。
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走向进一步深化，从初期呼应政治的文学逐步转入对文化领域的表现，文学思潮开始呈现出多头并进的特点。
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文化寻根文学、探索剧、女性文学、第三代诗等都以集束的形式出现。
它与初期的“政治—文学”
类型既有着时间的延续性，同时又有着新的文化和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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