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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层面地揭露了当时官场腐败、农村贫瘠、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的社会生活，视野宽阔，涉及面广。
被讽刺的人物形形色色：方鸿渐清醒机敏却又无能懦弱；苏文纨孤芳自赏、唯利是图；高松年老奸巨猾、弄虚作假；李梅亭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小说中既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
的女大学生，有“妖怪”
打扮、自称为“老古董”
、所写文章几十篇如同一篇、宣告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找、快乐要自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的性开放女郎。
弥散着讽刺意味的勾勒和描摹，往往通过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多种手法来实现，笔笔见锋芒，讽刺效果非常突出。
《围城》尤其擅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刻画描摹，生动风趣。
《围城》比喻的精神之处在于传神，作者在遵循“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
的原则，把貌似不相干的二物相比，打破常规，通过逆反思维获得陌生化效果，直抵读者内心深处。
《围城》的比喻富于广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文学、艺术、法律、科学、文化等领域皆有涉及，如方鸿渐与苏文纨那一吻，“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
或者从前西洋法院见证人宣誓时，把嘴唇碰一碰”
，融入了文化、风俗、法律等领域之知识，深刻地表现了方鸿渐与苏文纨之间的冷漠与隔阂。
《围城》的比喻富于深度，经常透过简单一喻呈现深刻哲理，如以“围城”
和“鸟笼”
喻人生，揭示了人生中普遍存在的无法逃避的困境之遇，深入浅出地道出抽象的人生哲理。
《围城》的比喻富于创新性和趣味性，如把“出国留学热”
比成出痘子、出痧子，把方、苏的情感比作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多长却终合不拢来为一体；把物价喻为“吹断了线的风筝”
和“得道升仙，平地飞升”
；把性感的鲍小姐比为“熟食铺子”
和“局部真理”
，这些比喻不袭前人，新颖别致。
概而言之，机警幽默的讽刺艺术，自然融合了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法律、教育、民俗等领域知识的旁征博引，更辅之以宏观的悲剧意识和微观的喜剧趣味，使《围城》成为颇受读者喜欢的讽刺艺术作品。
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张爱玲（1920－1995）的小说创作个性鲜明、风格独具。
在其小说集《传奇》中，她以沦陷时期上海和香港的凡俗人生为审视对象，恶的连续性揭示和中西融合的复杂性是她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
这种艺术上的选择与其出身于豪门、求知于西学、生活于乱世所形成的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密切相关。
一、人性之“恶”
是张爱玲对乱世深切体察后的深层认识，且弥散在其所有作品中。
人性之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造成恶的源头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世界陷入无情与无序之中。
所以，作家笔下的世界是荒凉的、黑暗的，带有浓烈的世纪末情调。
当时中国虽刚刚开始现代之旅，但是，张爱玲所亲历之现代战争对人的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使她深切领悟了命运多舛和世情浇薄，“提前”
感受到现代社会的荒凉气息。
“荒凉”
笼罩着她笔下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
《倾城之恋》是一个“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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