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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许多作品，像《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悬崖上》《西苑草》《红豆》《爱情》等都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探讨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情感世界。
这些作品叙事态度的变化还突出表现在双重视角的运用方面。
《在悬崖上》除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
）外还有一个听者。
“我”
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
主人公“我”
讲到自己去追妻子便结束了故事。
作为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是接近了尾声：妻子和“我”
的团圆是显而易见了。
但听者却不禁问道：“回来以后又怎么样?”
“我”
的讲述确实存在着漏洞：“我”
回到妻子身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
对妻子有着内疚、有着感激，但“我”
对妻子的爱情到底在哪儿呢?就像老作家张天翼所说的，“假如加丽亚不拒绝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
的叙述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空白，这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并没有迷失在“我”
的叙述中。
这是作者主体意识的一次张扬，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
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
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
“大门”
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
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
“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受。”
更何况这曾是一个视个性、自我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而坚决不容的高度政治一体化的社会，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们已有了依附的惯性，他们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快乐。
对他们来说个体的幸福只是一种虚妄。
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
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
》，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与注重情节和传奇性的小说不同，《陶渊明写〈挽歌〉》重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作家对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与文化因素的探求。
作品没具体写陶渊明如何与官场的丑陋与黑暗抗争，也没渲染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就小说而言，可以说作者并不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种清晰的现代逻辑，将诗人思绪中朴素而深邃的哲理内涵展示出来。
小说不仅要再现一个正直的古代文人的为人之道，还将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学基础……
与历史上诗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说家赋予心爱的人物以较好的归宿。
历史人物与现实理想也便在这里相遇了。
鲁迅说他当年写《故事新编》是因为“不愿意想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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