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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郭振山沿着富裕中农的道路发展下去，下堡乡的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失，“这首先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人民”
、“党”
这些抽象概念已经成为了梁生宝的生存出发点。
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4.在“十七年”
期间只写了唯一的《青春之歌》的杨沫，在叙述林道静的故事时，采用了女作家较为惯用的自传色彩较浓的叙述手法，在多次有关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的自述中，不难发现林道静有杨沫的影子，但是，这种投入故事内容的方式并不代表杨沫便会像茹志鹃、宗璞等女作家那样，在叙述她的“影子”
人物林道静时采取以女性为本位的观点，相反，林道静是被放在一个被动、被看和被男性化“愿望”
的位置。
可以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中，林道静假若没有得到那三个男人的拯救、唤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
道路是没法完成的。
余永泽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
，他救了林道静肉体的生命，虽然他日后遭到摈弃，无可否认，他是林道静对个体生命的爱与美（相对她家庭给她的恨与丑）的唤醒者；卢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
，他是女主人公集体意识的启蒙者，林道静意识到个人命运必须与群众的命运结合时，便开始渴望有人把她从沉闷的个人生活中拔出来：“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
在精神上得到卢嘉川的拯救之后，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
，那么，这个阶段的林道静需要的是一个导航者，江华出现在她身边了。
他是与林道静共同战斗的“革命英雄”
，唤醒她的斗争意识，介绍她入党，也是她从对卢嘉川朦胧的爱意中解脱出来，投入他的怀抱。
经历了这几次外来的“洗礼”
，林道静就净化成为一个完美的英雄了。
这是《青春之歌》外部视点的一种表现。
此外，林道静的形象、思想和需要很多时候是透过男性的权威目光界定和阐释的……
总的来说，杨沫在《青春之歌》所表现的视点是有男性化倾向的，叙述者经常直接通过男性人物去“看”
女主人公，并且着眼于促进林道静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外在因素，那就是男人∕党的拯救和带领，至于她的内心世界所起的变化，并不是叙述焦点之所在。
虽然杨沫比其他女作家更认同她笔下的“影子”
女主人公，但可能由于她更认同“十七年”
的主导男性话语，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当时男作家较常用的外部视角和把女性对象化的视点进行叙述。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73～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青春之歌》被看做一部“自叙传”
小说。
然而，它又是一部经过作者加工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向集体主义的叙事规则转移的作品。
《青春之歌》不单是一个寻常的恋爱故事，也不单是个人奋斗的模式，尽管可以把它作为叙事和话语的现象来研究。
它实际关联着一种在20世纪初形成的革命文化的特殊的实践——这种文学的生产过程、传播方式虽然与“五四”
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激进倾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与其存在着显著差别。
因为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安排中，明显有一个在解放后加工改造，以致与原始故事“背道而驰”
的痕迹。
或者说，有一个将“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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