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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象”
。
可见，片断性和怪诞性正是政治讽刺喜剧内在本质的体现。
这种片断性和怪诞性表现在《升官图》中则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剧中关于省长“金条治病”
与“快速结婚”
等惊人之笔就是对这一点的极好说明。
许多论者都将这里的夸张同传统戏曲美学中的写意性联系在一起，是很有道理的。
40年代的现代话剧在总体上确实向民族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但我觉得仅仅这样理解《升官图》小的夸张是不够的，因为它实际上是政治讽刺喜剧内部规律性的要求。
一般来说，政治讽刺喜剧所反映的矛盾冲突比起其他类型的喜剧要严重得多，同时也尖锐得多。
就在陈白尘创作《升官图》的时候，他的讽刺对象正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制造着人间的种种悲剧和惨剧。
因此，只有抓住讽刺对象的主导特征，通过夸张使之充分滑稽化和陌生化，才能在愤怒的主体和罪恶的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适当的间离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主体才能在舞台上拥住客体吓人的触角，透过其“大”
的假象看出其无限的“小”
的本质来，并以一种愤怒与鄙夷的复合感情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从而最终达到政治讽刺的喜剧效果。
《升官图》空前的讽刺力度感同时也和喜剧批判的高度概括性与彻底性有关。
《钦差大臣》的情节主干基本上是由一个误解性的事件构成的，误解消除，剧情也就结束了，也即是说“误解”
是其整个情节的基础和核心。
在《升官图》中，我们见到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艺术构思。
剧中虽然仍然存在着误解性的因素，但作家显然有意识地将其限制在一个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假秘书长和假知县的“假”
在剧情开始不久即已为人识破，在此之后所发生的对于“假”
的确认或揭发，都不应从“误解与否”
的意义上去解释，因为它们体现的实际是一种政治与金钱的交易，而与“误解”
无关。
这样一来，作品虽由偶然性发端，但作家却迅速把这种偶然性因素收拢起来，并将其置于必然性的支配之下。
在剧情后来的进展中，这种偶然性固然一直存在，但这时的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从属于必然性的偶然性。
《钦差大臣》的情节止于真钦差到来的消息，而《升官图》情节中的最核心部分这时才刚刚开始，省长到来后的绝妙表演证明上级官吏在贪赃枉法方面比起他的下属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果戈理剧本最后的哑场还为人们保留了某种幻想，那么，陈白尘笔下的省长形象则彻底打破人们对于官僚统治的任何幻想，作家以一种丝毫不会带来任何误解的方式昭示众人，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由上至下、由下至上腐败透顶的政治制度，它唯一的下场就是接受人民的审判。
可见，同《钦差大臣》相比，《升官图》在情节设置与人物安排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原则，不仅强化了其讽刺的概括性和否定的彻底性，而且将剧中的批判性提升到一个政治的高度。
张健：《喜剧的守望：现代喜剧论集》，378～380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泛读作品
阳翰笙：《天国春秋》
杨绛：《称心如意》《弄假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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