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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诗化的艺术传统在40年代发扬光大，一大批青年作者直接受到30年代“诗人的散文”
一派的艺术影响，又吸取欧美现代诗文的表现技巧，讲究散文的艺术创造，创作了大量艺术性较强、平均水准较高的诗化散文作品。
连一些早先质胜于文的散文家也开始注重散文形式美的创造，写出了耐读的精品。
较之记叙性散文，这时期的抒情性散文着重发展了美文传统，提高了散文的艺术价值，巩固和加强了艺术性散文的独立地位。
这时期散文在语言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
战时流离迁徙的生活和变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促使各地方言土语的融化贯通，流行的新国语日见丰富、成熟；另一方面促进作家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和为群众写作形成风气，语言大众化成为必然趋势。
现代语体文的发展，在“言文一致”
的大方向上，经历五四时期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性变革，经过30年代口语化和文学化的努力尝试，适逢抗战以来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的有利时机，于是获得新的活力。
以群众口头活的语言为源泉，从中提炼出生动活泼、朴素通俗的文学语言，努力克服文言和欧化的腔调，这是这时期许多散文家留意的一个课题。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581～58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时有关于“杂文”
“报告文学”
的自觉提倡，如前所述，有些杂志还专门提供发表阵地，但这一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散文体式，仍然是回忆童年往事、描摹风土人物、絮谈人生体验、抄录古书、以史遣愁的随笔，另一些作者也仍然执著于“诗化散文小品”
的创作实验。
这就是说，随笔、小品等个人性散文在北方文坛日趋沉寂时，又在上海沦陷区文坛上复兴，并且由于其中大多数作者有着较深的学养，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所创作的散文更有一种重实感，在生命体验的深沉、文字韵味的淳厚，以至超越的哲思上，都把随笔、小品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个原因显然是一个“传统的承继”
问题。
纵观这一时期的随笔、小品，古典传统的影响已渗透于作者的体验方式与笔墨趣味之中，周作人所倡导的“文抄公体”
的随笔，更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笔记的启示。
而40年代的散文家们的得天独厚之处，还在于，他们同时又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滋养。
除了批评家已经指出的周作人之外，也还有何其芳的影响。
英国风随笔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这一时期也有过专门的介绍。
而这一时期散文的“个人性”
特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作家们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以“我”
为主地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达到外在影响与作家个人内在精神的统一，这在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成熟作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散文艺术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促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相对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学期刊、文学市场对推动散文创作发展的作用。
但四十年代沦陷区散文的发展更深层的动因，却来自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
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
这自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
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因此，在四十年代，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
在沦陷区，当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受到了政治的压抑，个体生命意识就被推于文学图景的前景位置，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凸现。
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里，曾将文学分为“民族的集团的文学”
与“个人的文学”
，而称小品文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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