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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不是放在盘子里可以任意取得的，对于个体来说，却是一种人格的提炼和创造。
他一再宣言：把散文的写作当作是文化人格的深度建构和升华。
应该补充的是，这不但是一个人格建构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个体话语的建构的过程。
余秋雨的出现之所以引起如此的强烈的反响，就是因为他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象的新天地。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挣脱流行的自然景观的赞叹的现成话语，更新话语的内涵。
对于传统的抒情话语，余秋雨既是横空出世，又有一点眷恋徘徊。
所幸的是，他的智性追求和他的诗情在话语的重构上取得了某种平衡。
诗情和智性的矛盾是永恒的，即使能够结合也难免抽象。
他有意寻找古代文人曾经立足的地方，超越时空的界限进行文化反思，为可能陷于抽象的智性和可能流于肤浅的**找到了潜在空间很大的载体，赋予哲理内涵。
使二者能够血肉丰满地结合起来的是山水和人文。
正是通过山水和人文余秋雨实现了他的话语更新。
余秋雨取材于文化胜地和旅游景点，本来是非常冒险的，不论是西湖，还是三峡，不管是敦煌，还是苏州，早已有许多散文大家留下了名篇，甚至经典名篇。
余秋雨要在自然景观上与任何经典作话语的较量几乎是必败无疑。
他说过，“过三峡，是寻找不得词汇的”
。
他的聪明就在于他只精选了有限的自然景观，结合与之相联系的人文景观，为他内在独特的意寻找到了独特的“象”
，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将此二者进行双向的相互阐释，这就使得现成的抒情话语在感性和智性在语义上发生了深度的变异。
他就这样创造了一种“人文山水”
。
在意象的表层是自然和人文历史的意味的更新，而内在的深层则是人文精神的深化。
话语内涵的更新则充分表现了这种深化，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生命的密码解读。
充分感性的意象中深刻的哲理意味就是这样互动、生成和转化着的。
他的情感经过意象，和智性一起对现成话语进行了语义变异以后，就深邃了，这就为当代散文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情感和理性和智**融的途径。
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6）。
3.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学）在超越或摆脱了精英意识主宰和（政治）意识形态主宰之后与一般社会文化合流的趋势，代表了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的途径重新寻求自身的文化定位和社会定位的努力，体现了知识分子积极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自觉意识。
知识分子不再以高高在上的文化导师的面目和形象君临在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普遍的社会文化之上，而是以一种更显平等姿态的“对话者”
和“交谈者”
的身份亲切地介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
同时，个人的生活、感受和思索即文学和个人化色彩，特别是知识理性的内涵，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包括全部的学者散文）中又表现得格外鲜明，几乎构成了其中的一种十分显著的创作特征和文学品质。
虽然“学者散文”
的说法是在90年代才被普遍提出的，但在文学（散文）创作的传统上，90年代的学者散文其实是对五四散文传统的一种呼应或承传。
学者散文充当了社会和文学的转型时期的时代革新角色。
它正面回答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对文学的挑战，使正处于青黄不接状态中的文学获得了一线生机。
学者散文是以其知识和理性的社会关怀及人文情怀所体现的崭新文学姿态，得到了期待中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认同。
吴俊：《余秋雨散文创作略谈》，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6）。
4.在今天的视界中，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在本质上，对“杨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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