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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鲁迅的杂感，瞿秋白的报告文学，钱玄同的随感体散文，冰心的书信体散文，朱自清的抒情叙事散文，周作人的小品等。
新时期散文家也日渐恢复了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
许多散文家已不再囿于那种“借景抒情”
或“托物言志”
的叙述模式，也不再拘泥于“起承转合”
“首尾照应”
的惨淡经营，更不满足于“物（景）—人（情）—理（意）”
的三段式构架模式，而是力图追求自由地感受、自由地抒情、自由地描写、自由地议论的“四不像”
散文。
正是这种努力，不少散文家的文体烙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如贾平凹散文古朴之中闪烁出现代的光彩，林非散文笔随意转恰如行云流水，严文井散文轻捷飘逸挥洒自如，唐敏散文温润可感晶莹剔透。
他们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新时期散文文体自觉意识开始复归。
然而，回归与超越是双向的，深层次的回归必须在超越中完成。
如从艺术本体角度考察，散文是最没有形式的形式，最没有技巧的技巧，它具有边缘性的文学性质。
它要求作家最大限度地感知生活的氛围，以最切近生活氛围的朴素形式掌握。
企图以一种单一的散文模式去观照瞬息万变的生活气氛和意绪飞流只能使散文脱离人们的审美心理走向枯萎。
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高标的文化品位及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五四”
散文，其成功集中到一点，就是它恰切地表达了当时社会深层的潜在生活秩序，契合了时代社会人们的审美心理。
因此，新时期散文也必须拥有极强的超越传统的创新意识，寻找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形式，如此，散文个性及文化品位才能更深层次地向“五四”
回归。
吴秀亮：《回归与超越——从两个散文高峰的比较谈新时期散文》，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2）。
2.如果允许我用一个比喻来概括中国近10年来的时代精神特征，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说，80年代是诗的时代，90年代则是散文的时代。
10年代以来，一切诗性的东西都在悄然消解，理想被金钱染成了灰色，神圣在肆无忌惮的调侃中无可奈何地扮演着历史的丑角，浪漫被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磨蚀得日益憔悴，意义也在喧哗的解构声中变得毫无价值。
在这个灿烂缤纷却又单调空漠的时代里，聪明比**更有出息，平庸比深刻更撄人心，实用价值取代了美术价值，工具理性掩盖着价值理性。
一言以蔽之，也就是琐碎的、功利的、实用的、平庸的散文特性驱逐了浪漫的、幽玄的、理想的、超越的诗性特征。
社会与时代已经散文化了，在这样一种散文化的社会与时代中出现文学意义上的“散文热”
，很难说只是一种巧合，其中无疑蕴藏着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强大的外在引力。
80年代以后，在开明政治的引导与保护下，审美文化开始走向多元格局，文学题材的内在性与私人性逐渐复苏。
但是，由于几十年**起潮落的革命运动在国民精神结构中所形成的政治情结一时还难以消解，相反，从1979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在开明的政治环境中思考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在这种热衷政治问题的社会阅读心理的制约下，散文除了寂寞地将真与美唱给那些特别关注自我内心的人们，是不太可能在公众阅读的视野内形成热点的。
只是到了90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一个以政治**为中心支柱的社会生活构架轰然坍塌，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品类的社会生活重新找定了自己的位置，在经过80年代末期那次狂热的宣泄之后，国人的政治**实际上已处于虚脱状态，极度的亢奋之后难免极度的疲惫，粗砺暴烈的心灵一旦干燥得出现裂痕，最需要的就是温馨软润的甘霖的浸渗与抚慰。
于是，90年代的中国公民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悄悄地从政治领域中淡出，在审美需求上则在向散文世界匆匆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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