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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
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
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交”
，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
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无党派的畛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
可是，一旦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仪，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软。
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
，令人毛骨悚然。
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
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象白嘉轩这样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严，但是，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亵渎，他们是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噬眼前的一切。
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
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寓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的长远价值问题，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载《文学评论》，1993（6）。
5.它以白鹿原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视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白鹿原人们的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
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当属少见。
《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求情节化，人物讲求性格化，叙述讲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味，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
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
可以说，陈忠实还是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
之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态性史，从而使作品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4）。
6.我们还必须把关注点放在史铁生为这一小说设定的同样呈示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的语言叙事方式上。
我们注意到，作为一部别具现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首先表现出了突出的“虚拟性”
的特点。
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其中大量充斥着诸如：“如果、或者、比如、也许、可以是、也可能、说不定……”
等这样一些带有明显的虚拟色彩的叙事词汇。
这些虚拟性词汇所透露出的信息首先即是这一文本所具备的“虚拟性”
的叙事时态。
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虚拟性”
的叙事时态，也才会出现如上我们业已剖析过的人物与事件的“不确定性”
。
……他叙述上这一明显的“虚拟性”
其实乃是作家探索人类存在诸多可能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说到底，这种“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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