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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也不是政治本身，而是透过政治审视人的自身，讲“人学”
意义上普遍而永恒的东西。
王绯：《王安忆：理性与情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1）。
5.《叔叔的故事》是从反省开始的，用王安忆的话说，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
，其反省对象是以作家“叔叔”
为类型的知识分子叙事传统。
王安忆之所以不以典型化的方式来塑造“叔叔”
，正是为了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作出反省：我们的历史从何而来?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存在着什么问题?它给以90年代的我们留下的教训又在哪里?这些探索是不可能寻到确定性答案的，作家匠心独运地利用后设小说的手法，公然拼凑出一部“叔叔”
的历史，“叔叔”
没有具体的名字和社会关系，甚至也不妨把他看作一个时代的人格化。
他唯一拥有的作家身份，只是表明了一种历史叙事的性质，“叔叔”
所有的历史内涵，可能都是通过“叔叔”
及下一代的“我”
的叙事来体现和完成的。
所以说，“叔叔”
不是一个艺术典型，而是某种类型的符号，涵盖了某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小说所提供的“叔叔”
的精神特征，正是从揭穿原历史叙事的不可靠性着手，展示其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苦难神圣化，二是泛政治化，三是精神上的自我放纵。
我们从“叔叔”
的故事中仿佛看到某种概括性很强的历史缩影：巨大的灾难和奇迹般的胜利，迅速的膨胀而造成自欺欺人、华而不实的英雄形象，以及同样迅速的自我放纵与腐化，危机终于爆发。
这时“叔叔”
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不该忘记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消失，赫然在目的仍然是本质的丑陋。
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8（6）。
6.翻开王安忆的大部分小说，最为精彩的“小说意识”
，也许正是大多数男性作家天然缺乏的细致、密集的女性感觉。
她小说“言语”
里外的信息量之大，可能恰恰证明了写作者丰富而细腻的“性别身份”
。
然而，王安忆的女性经验处理又是有底色的，那底色即是生命的大无常、大苍凉。
即使是在流言四起的女性王国中，有爱来托底，或以抛弃为结局，那大苍凉也是彻心彻骨，不可挽救的。
王安忆这种超乎寻常的心理体验是那么的持久而绵长，是那么的固执而沉痛，以至于使她获得了连张爱玲也少有的那种女人与时代相夹杂、个性与共性浑然一体的叙述的深度。
她善于从历史的边边角角中搜集人生的困局，擅长在人事关系中发现现实的荒谬，更超出一般作家能以小见大地呈现时代风云。
她有文学史的视野，虽非学者但有功夫极深的训练，她知道怎样躲过批评家的无端指责而令其必须重视自己山重水绕的多层文本。
在你期待她“犯错误”
的时候，她总能不着痕迹地调整慌乱的步伐，而跟上“小说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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