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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拐子的“说”
来呈现，借着他们的眼睛和嘴巴，我们看到了历史书中看不到的场面，听到了历史中听不到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青果老爹和二拐子不是党的代言人，他们不晓得周遭发生的一切在史书中如何记载，因此也就不受大历史话语权威的制约。
他们所处的是完全民间的视角，目光所及覆盖个体、小人物、家庭和乡村的日常生活。
（张恩华：《在史诗与神话的双重枷锁下：文学表述中的长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1）。
7.《枣树的故事》解构了历史的神圣与威严，在这里历史的面目是模糊的、捉摸不定的，甚至呈现出虚无状态。
从表面上看，《枣树的故事》是描写岫云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几个身份不同的男性之间的故事。
但是，《枣树的故事》看重的并不是个人的生命历程的记叙，而是在对个人命运的演绎中，展示历史与叙述之间的纠葛。
历史所呈现出的面目与叙述历史的叙述方式紧密相关，这是叶兆言在《枣树的故事》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主要含义。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叙述的线形与情节的编排的逻辑，以及隐藏在叙述逻辑背后的目的，被当作历史自身的逻辑，被人所接受和认可。
《枣树的故事》在叙述岫云的历史时，并没有遵循历史的线形秩序，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呈示的。
小说在开篇即以“选择这样的洞窟作为藏匿逃避之处，尔勇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都觉得曾经辉煌一世的白脸，实在愚不可及”
作叙述的起点。
这样的叙述语式，打破了历史叙述的线形时间规范性，这样被叙述出来的历史，充满着宿命感和偶然性。
因此，小说在叙述时，以充满宿命的叙述语句作为叙述历史的基本叙述语法。
这种和常规的叙述历史的顺序不同的叙述方式，在暗示我们，叙述顺序的排列本身就是和一定价值观相联系的。
周新民：《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载《小说评论》，2004（3）。
8.从“文化主题”
转向“历史主题”
，《红高粱家族》是一个标志。
而且它所讲述的民间抗日故事，可说是这类小说中第一部刻意与“官史”
视角相区分的作品。
作为具有“新”
的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正统历史的改写上，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学历史观的彻底取代，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生殖、死亡、战争、妒忌、仇杀、神秘主义、甚至异化……这些生存的原型母题，瓦解了以往正统的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历史价值判断，一个“生命的神话”
取代了“进化论的神话”
；二是，历史的主体实现了“降解”
，原来的“中心”
与“边缘”
实现了一个位置的互换，“江小脚”
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
被挤到了边缘配角的位置，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
对应着这样一个转换，“酒神”
也取代了“日神”
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历史的灵魂，莫言也因此确立了他的以酒神意志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美学。
这一点和寻根小说热衷于发掘中国文化中的“非主流”
的“地域文化”
（比如说韩少功热衷的“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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