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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浮躁》
张平：《抉择》
评论摘要
1.改革文学立足于现实的变革，就势必反映变革所涉及的新旧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较量。
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乔厂长上任记》，就从直接切入社会矛盾入手，让锐意改革的主人公乔光朴，在改革与反改革、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公与私的重重矛盾冲突中披荆斩棘、脱颖而出，展现了一个知难而进、大刀阔斧、不屈不挠的改革英雄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么鲜明的个性，而在于它所蕴含的除旧布新的精神，表达了人们企盼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心情，在于它所表现的思想性格：冷峻的外表下掩藏着深沉的感情。
坚不可摧的意志与超常的韧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应合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对于理想人格的希冀。
因而，它的理想性，不仅使“乔光朴成了一个共名，成了新时期文学中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创业者、开拓者的典型”
，而且使乔光朴成了社会上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不可否认，《乔厂长上任记》中存在着较强的理念化倾向，作者自己对于改革社会的理性思考，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情节的设定和矛盾冲突的展开被直白无遗地显露了出来，使得作品理性化有余，而文学性不足。
好在作品本身比较“贴近现实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触及了盘根错节、缠结掣时的关系网、权力网，直接回应了现实生活的召唤”
，因此多少补救了这个缺陷。
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26～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高晓声的作品主要表现对普通农民命运的关注。
早在《“漏斗户”
主》《李顺大造屋》等这些讲述极“左”
政治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作品中，他就敏锐注意到了农民精神因袭的沉重，并将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揭示李顺大们在对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产生的原因。
其后的“陈奂生系列”
更是通过陈奂生这位“漏斗户”
主重新浮现在新时代现实之上的理想之梦，十分自然、生动地揭示出了时代的变革给农民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
从《陈奂生上城》开始，高晓声现实主义基本的表现形态渐渐由社会批判中淡出，代之以文化批判。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与赞颂，一味地追求让主人公陈奂生身上留下现实改革的每一个痕迹，而忽视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自洽性。
许多现实中源于体制弊端的丑恶现象也常常被看做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
高晓声把农民的命运放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放在社会动**变革的时期来描摹，而且用异常幽默调侃的叙述语调来勾画农民悲剧灵魂的重创，这就使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思想内涵。
在这样的思想内涵下，作者敢于用讽喻的手法来鞭挞一颗颗本身就是血肉淋漓的痛苦灵魂，在痛楚的创伤上复以新的鞭痕，这是一般作者难以达到的。
而正是在这里，高晓声达到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力度，同时也就显现了一个思想者试图拯救农民彻底脱离苦海的大心的可敬。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248～2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
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
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理和合情，特别是他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
你已经不需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
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
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做出牺牲！
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于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了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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