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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口号。
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词，首次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
的许诺。
尽管这一次作代会的路线后来并没有真正地贯彻，但从这一系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初露萌芽状态。
当然，一种新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从战争文化规范遗留下来的心理痕迹也不会立刻消失，强调“阶级斗争”
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作为一种历史的思维惯性依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因此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的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斗争。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几乎从“伤痕文学”
起，每一次新的创作和理论的探索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争论，探索和创新总是不完善的，每一次争论的意义也有大小之分，好坏之别，但总的说来，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格局相应的发生了调整，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最为活跃最为高涨的时期，但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客观上难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在主观上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
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在“共名”
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
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新文学的传统在90年代表现出新的活力，在启蒙文化受到质疑的时代里，一种新的因素却成了当代文学的参照。
在“五四”
以来的文学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时代“共名”
的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
时期的“反帝反封建”
和“个性解放”
，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
，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
等。
“共名”
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
作家通过对时代关键词的阐述，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其创作的作品都可能被时代认可。
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和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
构成紧张的关系。
与“共名”
对立的概念是“无名”
，所谓“无名”
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但不能达到“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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